热点解读 | 苏格兰独立公投:2014年的英国之殇

Hao Shiyuan

作者:郝时远

编者按:郝时远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亦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先生一直关注和研究世界各地分离主义运动。恰逢苏格兰独立公投举行,郝先生著文分析该事件,并与“政见”团队取得联系,希望与“政见”的读者分享他对此次公投的思考。

2014年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内源性国家危机。这个曾在19—20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国”,面对了占英伦三岛本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苏格兰“自立门户”的威胁。从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两个王国联合算起,三个世纪多的岁月,未能泯灭电影《勇敢的心》所昭示的苏格兰独立自主的愿望。这一现象,对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的历史和国家-民族(state-nation)认同的进程,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和思考空间,有益于深化世人对民族问题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等特性的认识。

面对危机,英国既不能像历史上那样以武力弹压苏格兰独立的诉求,也不能重蹈北爱尔兰问题的覆辙,而是以某些评论所说“为世界提供一个文明处理分离主义的榜样”的方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苏格兰是否留在英国抑或独立建国。当然,前提是英国政府开明大度地同意苏格兰独立公决。因此,2014年3月英国将未经乌克兰政府同意的克里米亚公投视为非法,可谓顺理成章。不过,世人不会忘记2008年未经塞尔维亚政府同意的科索沃独立公投,英国是第一个向科索沃派驻大使的国家。这种“文明处理”的双重标准,除了放大民族主义“潘多拉魔盒”的效应外,只能在西方“文明”自我矛盾的价值体系中“种瓜得瓜”。

苏格兰独立运动简史

苏格兰独立运动由来已久,自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1934年与苏格兰党合并以后,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走上了谋求政治权力的道路,即恢复1707年联合时被取消的苏格兰议会。从1970年开始,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呈现了节节攀升的态势,其政治诉求开始成为英国主流政党关注的重大议题。从当时西方世界的大环境讲,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倾翻白人种族“大熔炉”,促使美国转向“马赛克”、“色拉碗”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实践正在产生连锁反应,正如1970年加拿大、1971年澳大利亚相继放弃同化、隔离、排斥政策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一样,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外因也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处理国内广义民族问题政策转型的影响。而199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质疑保守党政权在苏格兰统治和威斯特敏斯特议会主权的合法性,再度引发英国政坛的宪政危机,则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民族主义浪潮的外部影响,以及比利时联邦化、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决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独立运动高涨的示范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苏格兰民族党的政治诉求,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中获得了空间,赢得工党对苏格兰放权的承诺。1997年工党胜选后,对苏格兰放权的承诺在当年5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付诸实现,建立在英国维护“国会主权原则”(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传统基础之上的《苏格兰法案》也应运而生。在1999年苏格兰地方议会的首次选举中,虽然工党赢得了最多的席位,但是苏格兰民族党也迈入了问鼎地方政府权力的门槛。2007年苏格兰民族党以一席的优势取代了工党在苏格兰议会中的地位。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再度胜出,在129个席位中占到了过半数的69席,首次以多数党的优势执政,并随即要求英国政府进一步下放财权,迫使英国政府正式就苏格兰独立公决问题进行谈判。

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继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后,明确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失败,强调回归保守的自由主义,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来实现融合。他一方面把分离主义视为危害国家统一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也颇为自信地催促苏格兰民族党政府不必拖延、尽早举行独立公投。因为在社会舆论中,苏格兰独立公投诉求被视为加拿大魁北克式的“屡败屡战公投”(neverendum),前车可鉴、不足为虑。况且当时的民调显示,苏格兰地区赞同独立的比例不足30%,这足以使卡梅伦政府彰显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自信。而且,卡梅伦显然希望以往工党推动对苏格兰下放权力的议题,能够在其任内以独立公投失败而彻底终结,为保守党2015年的大选积累政绩、消除隐患。所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卡梅伦与萨蒙德于2012年10月签署了《爱丁堡协议》,确定2014年9月18日实施公投,议题简单明了:“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辩论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

苏格兰独立公投,属于英国国内的民族问题范畴。但是,根据独立公投的规定,选民资格以居住地为限,即居住在苏格兰的英国公民、欧盟公民和某些特定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而居住在苏格兰行政区划之外的80万苏格兰人则没有投票的资格。苏格兰地区人口530万,约420万人具有投票资格(16周岁及以上)。在上述人口构成中苏格兰人占到90%以上,因此左右苏格兰地区独立与否的选民主体仍旧是苏格兰人。不过,选民的居住地原则,又体现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地方分离特点。因此,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属于苏格兰民族主义政党主导下的地方分离主义。

民族独立也好,地方分离也罢,对大不列颠这个联合王国来说不是以“好”或“不好”能够简单判断。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宣称独立后的苏格兰将成为一个如同挪威等小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反对独立的英国跨党派团体则预期离开英国的苏格兰将入不敷出、甚至沦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关独立与否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事实上,1970年北海油田大规模开发,是引发苏格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政府经济权益之争最突出的内在动因,至今也是“统”、“独”两派辩论的焦点。2013年11月苏格兰民族党发表的《苏格兰的未来》白皮书,是一份长达670页的“独立宣言”,经济问题贯穿始终,其中北海油田、天然气收益最为亮眼。正如萨蒙德的形象比喻:独立后苏格兰人每家的浴盆都有四个龙头——冷水、热水、油和威士忌。石油资源及其收益是“独”派最大的筹码。

如果说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影响助长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政治追求,那么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在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福利社会遭逢的挫折中进一步放大,加剧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自立”、“自利”的经济权益追求。因此,“独立宣言”以一系列数据展示和承诺了独立后的苏格兰将带给人民的种种经济实惠,描绘了一个富裕公正的新苏格兰。然而,其中诸多的“一厢情愿”的美好许诺,却成为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统”派质疑的要害,诸如北海石油减产、货币联盟、金融稳定、投资规模、债务分享、失去英国补贴、重建行政体系的成本,等等。当然还涉及到苏格兰加入欧盟、申根协定,撤除三叉戟核潜艇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双方都在为苏格兰独立后开列一笔笔的经济账单,乐观的蓝图与悲观的描绘交织在一起。

独立诉求中的历史文化情结

记得2008年初春,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与一位语言人类学家谈话时,她张口就说“你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苏格兰是一个小国”,其国家意识可见一斑。随后她开始介绍200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盖尔语法案》和保护濒危盖尔语文化资源的情况。事实上,盖尔语的活力仅存于约1.4%的苏格兰人中。但是它作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正在通过广播、教育、网络和文化活动等渠道谋求复兴。虽然要达到西班牙巴斯克语复兴的水平尚路途遥远,但是复兴本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运动,在发达的西欧国家已成为普遍规律,即便在苏格兰地区全面英语化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显然也不可避免。客观地说,苏格兰民族党的独立诉求中,民族文化的含量并不高。以风笛、格子呢裙装和威士忌等为标志的苏格兰文化符号,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都被欣赏和认同。所以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文化资本的炒作远不及经济权益。这也是苏格兰“独立宣言”中文化宣示大而化之的原因。

但是,苏格兰独立诉求的背景中的确存在历史文化的情结,正如一位BBC记者所说:“当一个国家构思未来的时候,都会回顾历史”。历史上的苏格兰与英格兰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联合为一体之后也存在诸多不平等的“英格兰化”过程,包括苏格兰象征王权的“加冕石”被掠至英格兰,1745—1782年蒙受“禁穿裙装令”等屈辱的历史记忆。三百年的时光,苏格兰人的“英格兰化”或“英国化”的程度,与英格兰人已在伯仲之间,从休谟、亚当・斯密到柯南道尔等一系列苏格兰历史名人,都以英国人著称于世。但是英格兰社会历史形成的对苏格兰人的鄙薄心理并未消除,而且因苏格兰从英国政府获得财政补贴的人均水平高于英格兰,促发了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独立诉求的逆反心理,建立英格兰议会的呼声四起,英格兰的独立运动也崭露头角。据2006年以来的民调显示,不同年份曾有高达59—43%的受访英格兰人希望苏格兰“离家出走”。这与苏格兰议会成立后,源自1977年英国议会辩论权力下放时提出的“西洛锡安问题”(West Lothian Question)变为现实不无关系,即来自苏格兰选区的全英国会议员有权审议包括英格兰事务在内的国家事务,而来自英格兰选区的全英国会议员则不能过问苏格兰事务。这些因素、尤其是英格兰人中存在的“分家”情绪,恐怕也是卡梅伦政府将苏格兰独立公投限定于苏格兰地区民众自决的重要原因。

英国社会的反思

不过,面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狼真来了”的现实,英国政府的自信也在动摇,英国社会也不得不冷静思考。2014年新年伊始,卡梅伦即在新年文告中呼吁“今年,让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告诉所有苏格兰民众: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我们同心协力,可以打造更强大的英国”。甚至以自己“拥有苏格兰血统而自豪”来力挺苏格兰的“统”派。期间的一个插曲,反映了英国政府力图通过改善国内民族关系大环境来留住苏格兰的强烈愿望。4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英格兰西南部的凯尔特后裔康沃尔人(Cornish)是一个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享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这是英国政府依据《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做出的法律认定。在苏格兰即将独立公投之际,承认一个新的少数民族,立刻使舆论提出了康沃尔人未来是否会步苏格兰后尘的问题,但是舆论界却忽略了英国政府此举是在宣示对国内少数民族地位及其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其中无疑包含了向苏格兰选民释放政治承诺的目的。

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倒计时的危局中,英国政府不仅对苏格兰独立后继续使用英镑和建立货币联盟等关键性问题给予明确否定,而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表示苏格兰独立后加入欧盟“极其困难”,包括北约、数以百计的跨国企业也都发出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信号。在进入短兵相接的白热化阶段,赞成与反对的力量从政党、组织到个人,都在进行最后的努力。著名电影演员、007形象塑造者肖恩・康纳利以“苏格兰独立可以刺激电影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来鼓动独立“机不可失”;居住在爱丁堡的《哈利波特》作者、著名女作家罗琳则捐款百万英镑,资助反对苏格兰独立的跨党派团体“在一起更好”。舆论界忙于采访各个阶层,包括青少年、甚至儿童,电视节目充满了对“yes”或“no”的讨论。7月4日英国新航母命名下水,卡梅伦不失时机地表示苏格兰留在英国会更加安全。8月20日,唐宁街10号对苏格兰独立公投发表公告,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等五个方面晓以利害,以期唤醒“沉默的大多数”;8月28日卡梅伦再度公开挽留苏格兰,承诺“假如苏格兰不独立,他将下放更多的权力给苏格兰议会”。显然,卡梅伦与萨蒙德讨论独立公投设限时排除的“统”“独”之外的第三个选项:“更大自治权”,已经成为挽留苏格兰的新承诺。

19世纪末叶的世界,是新老帝国主义进入到峰巅的时期,20世纪则是帝国解体的年代。一战的后果是欧亚大陆诸帝国的解体,二战的结果是全球殖民帝国体系的土崩瓦解,冷战结束是两个超级大国格局的终结。昔日的大英帝国正是在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之后,结束了“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但是,殖民帝国在世界各地留下的“遗产”,却仍在伴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英帝国是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也是留给前殖民地国家“遗产”最多的帝国。其中,通过“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扶此压彼”、“委任统治”等分化性殖民政策,造成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比比皆是。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刻意留下的这些“遗产”,并时不时加以利用的言行,显然与其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内政相左。殊不知在为他人制造麻烦时,必然会伤及自己。正如中国古代智者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入21世纪以来的英国,对外话语权衰落、对内凝聚力缺失,但似乎还坚守着“大英帝国”时代的心态。虽然这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但“大不列颠”还是“小不列颠”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英国之殇;无论“独”派是否有能力卷土重来,还是联合王国成为“联邦王国”,英国都需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去反省历史、警醒现实和面对未来。

(感谢作者赐稿,本文刊发时略有删改,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阅读原文请点击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09245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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