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那些事 | 中国智库的三个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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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提上最高领导层的议事议程,不少媒体鼓吹中国的智库建设进入“井喷期”。那么,中国智库究竟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它们发挥了哪些作用?在外国智库学者眼中,中国智库又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

美国智库CNA(海军分析中心)学者默里·坦纳(Murray Scot Tanner)曾在一篇论文中把中国的智库比作“窗户”。这些“窗户”一来能够让外界有机会和渠道窥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二来也限制和塑造了外界能够看到的范围。

坦纳用代际的方式分析了中国智库。他认为,中国“第一代”智库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甚至是延安时代。这些智库是苏联模式智库,与部委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际,一些领导人认定,传统部委下辖研究机构能够提供的建议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急需建立少谈意识形态、减少官僚主义作风、重实用政策研究创新的智库。于是,在领导人的周围渐渐形成了新的政策建议团体和智库。

“第二代”智库与部委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使得它们有空间推动政策创新。不过,这时期的智库往往都带有领导人浓厚的个人色彩,由学者与领导人组成的非正式政策咨询小组形成,结构上个人中心化。它们更加独立,但与单一领导人的关系紧密,依赖性强。

领导人需要这些智库提供空间来容纳那些大胆、激进的政策,以便在日后条件允许时继续推动这些政策。中国《破产法》的诞生就是这样的过程。

与此同时,第一代智库也出现变化,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观,接受西方现实主义、主权等概念,逐步接触类似“相互依赖”这样相对复杂的世界政治概念。

坦纳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政治环境的变化下,智库经历一段时间的消沉期。随后,“第三代”智库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由于市场化发展,新阶段智库学者出版研究成果更容易,在“体制外”生存也成为可能。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智库学者更加自由,其言论并不一定严格按照机构或机构所属部委的立场,也因此出现了不少“明星级学者”。另一方面,出版商为了赚钱四处寻找涉及敏感议题的论文,即便是军队、国家安全和警察体系出版社的出版物都不一定能够真正代表官方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学者关注研究中国智库,但也在分辨智库立场上面临更大困难。西方研究一般十分注意言论发表的时机、地点、受众,以期理解这些言论是不是在释放官方的权威声音。事实上,一些外交领域的智库曾在美国对台军售等议题上出现过类似代表官方的政策表达,但仅局限在《人民日报》等官媒上。

另外,经济领域智库表现更活跃。90年代末,有些智库往往发挥政策“试水”的功能。

第三代智库在经济上和体制上更加独立,这也意味着它们的政策影响力在下降。另一方面,智库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质量更高的政策研究出现。不过,新时期智库横向联系不够,要成为西方式的智库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在描述中国智库代际特征的过程中,坦纳单独分析了中国公共安全政策领域的智库。他把社科院法律研究所、公安部下属第一研究所(警用装备)、第二研究所(物证鉴定)、第三研究所(信息技术)、第四研究所(社会管理)以及警察学会看作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政策智库。

坦纳认为,不同领域的智库有不同的特点。公共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不像军事、国关、经济智库那样在公共传媒上活跃,其政策建议(例如反对开展“严打”)也没有得到采信,但凭借强大的专业技能,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仍能发挥重要作用。

三代中国智库,特点各有不同,与时代紧密相连。时至今日,新时期的智库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是否要与西方智库走向“同质”?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参考文献

  • Tanner, M. S. (2002). Changing windows on a changing China: The evolving “think tank” system and the ca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55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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