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那些事 | 智库是个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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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球大约有6000家智库(Think-Tank),其中半数分布在欧美。中国政府和民间也在不同场合提出发展智库的必要性。那么,智库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智库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神乎其神吗?

加拿大学者罗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Abelson)最近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文章《旧世界、新世界:外交事务智库的演变与影响》,探讨智库的那些事。

在当代语境中,智库指的是非盈利、免税、党派中立(非意识形态中立)的机构,以从事某个或某些特定领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和分析为主要任务。当然,关于智库的定义存在争议,这也与智库的多元化形态有关。

智库的功能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发生一定转变。在那之前,智库主要关注政策的研究;在那之后,智库开始关心如何向政策制定者们“兜售”观点。

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之前,学者们想要向政坛表达自己观点时,极少理会智库。在早期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根本没有提过智库。智库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呢?

三个人开创的智库黄金时代

智库发轫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阿贝尔森在文章中考察了英美智库的演变。

20世纪上半期,有三个人对美国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圣路易斯州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和工程师、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他们都热衷于鼓励政策专家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帮助美国面对国内外的挑战。这三个人的努力形成了智库在美国的“黄金时代”。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1910年建立,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其初衷是建立一个无党派偏见的研究机构以推动世界和平。卡内基认为,基金会每年的收入都应当用于“加紧废除战争”的各种努力。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面甚广,涉及众多地区和主题,超过60名学者组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阵容。卡内基基金会也是美国第一个“全球智库”,在全球许多地方都设有机构办公室。

1916年,另一家以改善政府管理为主旨的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所成立。1927年,这家机构与经济研究所、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和并,组成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曾经出版了大量关于美国外交与防务的出版物,关于中东、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研究是全球翘楚。

胡佛研究所于1919年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主要关注全球安全、冲突管理、民主、自由市场和西欧政治。这家研究所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密切。在里根政府时期,斯坦福大学员工曾经大规模反对一家像胡佛研究所这样有明确党派特征的研究机构在校园中存在。

美英两国的智库“军团”

当然,这三家“老资格”不能代表美国智库的全部面貌。几乎与胡佛研究所成立的同时,由学者、律师、商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一群人决定每月在纽约碰面,讨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聚会由曾担任国务卿的伊莱休·鲁特负责召集。这样一群凑在一起吃晚饭的俱乐部在1921年成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创办了著名刊物《外交事务》。这家俱乐部由于其明显的经营性质,获得了“纽约最佳俱乐部”、“流亡政府”、“政治家学堂”等称号。

在这四家历史悠久的智库之后,1943年,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1948年,兰德公司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兰德公司吸收了不少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托马斯·谢林、赫尔曼·卡恩,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名鼎鼎的核战略研究。

在此之后,美国智库如雨后春笋,外交政策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二战和冷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智库成立。现阶段,1823家智库总部设在美国,其中九成建立于1951年以后。

在英国,智库的产生发展同样值得研究。1831年,皇家三军研究所成立,创办者是惠灵顿公爵。这家研究机构主要关注防务与安全领域。

另外,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是类似领域的著名智库。皇家国家关系研究所是1920年由莱昂内尔·柯蒂斯创办,外加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和英国驻美大使洛锡安爵士领衔,这家机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著名学者的言论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多以英国国家利益为主要出发点,而不单纯追求机构利益和影响力。

1958年,英国成立了国际战略研究所,以研究核遏制与军控著称。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伦敦、新加坡、麦纳麦、华盛顿设有研究机构,也是英国具有全球影响的外交事务智库。2002年,“911”事件周年之际,这家研究所发表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成为发起伊拉克战争“旁证”,政策影响力可见一斑。

智库越来越疲于奔命地推销政策

研究者阿尔贝森指出,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获得影响力就成了它们的主要诉求。类似费边社那种完全独立的学者聚会已经不复存在,智库本身的关注政策分析的主要职能当然没变,但智库们越来越关注观点的“市场化”。他们在给予政策制定者或权力所有者以政策建议或帮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独立性。对于一些智库而言,这样的代价是他们确保政治影响力而愿意付出的代价。

当代智库获得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迅速推出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智库都出版大量图书、文章、学术期刊、政策简报。产品种类繁多,针对不同群体,一方面要提升话题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要形成政策讨论的框架。

与大学教授不同,智库政策驱动,面临巨大压力,试图对热点问题作出迅速回应。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不同类型的政策“产品”就会蜂拥而出。

同时,智库还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他们鼓励旗下学者在国际性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写专栏、接受访谈,在智库网站写博客,去国会各级委员会作证。智库同时会赞助学术及其他性质的活动,以及小范围的研讨活动。

另外,智库与美国政府的“旋转门”也是智库影响力发挥的重要途径。由于美国缺乏那些长期从事政策工作的高级文官,官员们不管是在专业能力和信心上都准备不足,他们非常依赖于智库。从里根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受到智库学者的深深影响,从星球大战计划到反恐战争,每一项决定世界形态的重大政策背后都有智库的影子。

如今,智库也面临挑战。智库数量多,对经费竞争激烈。不少智库和大学已经在管理上倾向于企业,即采用数据化的方式衡量“绩效”。智库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互相攀比出版物得到引用的次数、专家接受采访的次数以及在社交网站上的粉丝数量。有些智库甚至统计了各类研究成果在立法辩论中被提到的次数。

阿尔贝森认为,如果智库只是这样“疲于奔命”,而不是关心提出什么样的政策,怎样改善政策研究,它们原本的经典特征只会越来越模糊,沦为“政策利益集团”。

参考文献

  • Abelson, D. E. (2014). Old world, new world: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affairs think‐tank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1), 1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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