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信息“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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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麦当劳原料供应商福喜集团爆出的变质肉丑闻,又一次将国内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带回大众视野。从奶粉到火锅,从瘦肉精到苏丹红——尽管媒体近年来对此类新闻挖掘不遗余力,但为什么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度似乎并没有显著提高?

目前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食品安全信息究竟是如何通过媒体传达到普罗大众,而民众又是如何应对此类信息的呢?学界对此尚知之甚少。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杨国斌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食品安全相关的微博热议以及2012年张裕葡萄酒农药事件的媒体报道与网络讨论。

杨国斌的文章中运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Hegemony)概念(笔者注,此处的“霸权”与国际新闻语境中的“霸权主义”有所区别,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智识与道德的领导,而取得民众认可从而统治领导权的方式。)他指出,如今食品安全信息面临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通过限制消息、重构报道方式和压制异见,政府与企业仍在食品安全信息上占据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信息霸权的反抗的力量则有两种:极端的抗议(radical protest)和零散的异议(diffused contention)。

不论是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之初,还是张裕葡萄酒的农药残留争议,政府和企业都(试图)主导着新闻的报道。这种主导并不仅限于信息筛选与限制,报道方式的重构亦不容忽视。譬如戴静在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奶粉事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同期的159篇人民日报报道中,48.24%涉及政府举措;而31篇纽约时报报道中,这一比例仅为19%。在张裕遭遇农药残留事件时,其集团公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网亦迅速跟进报道,并迅速引述相关机构证明产品安全可靠。

与信息霸权紧密联系的知识霸权亦在相关食品安全报道中有所体现,食品科学专家在几个案例之中的角色整齐划一:他们往往以企业利益和政府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在报道之中。以张裕事件为例,“食品科学专家”这一角色仅在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中出现。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害者线下活动的支持者皆为律师与媒体,与食品科学并无专业相关。

与信息霸权针锋相对的趋势是网络上对信息霸权的反抗,包括极端抗争和零散的异议。论文指出,前者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后者则更为广泛,散落于互联网各处,以公共情绪(public sentiments)的方式生长。这些散落的异见,成为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重要来源,却并不被组织化或具体行动化。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掌握霸权的群体能够通过容纳和吸收此类异议,从而消弭尖锐的直接抗争。

何以对食品安全隐患的曝光连年攀升,但网络上的不信任却并不因媒体监督而有所下降?研究将这一关键矛盾归因于信息霸权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隐患被曝光,但是曝光什么、曝光多少、如何曝光,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优势群体(诸如政府和企业)。作者认为,目前尚缺乏食品安全相关的独立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也许可以从侧面解决霸权-反霸权这一冲突。不过,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参考文献

  • Yang, G. (2013). Contesting Food Safety in the Chinese Media: Between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 337–355.
  • Dai, Jing. (2010). “Renmin ribao he Niuyue shibao Sanlu naifen shijian baodao de bijiao yan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verage of the Sanlu baby formula in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ournal of Hehai University, 12(3) (3), 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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