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维稳:机制与教育并行

本文已刊发于2014年7月2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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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美到中东,学生一直是社会变革中的活跃力量。对于拥有2000多座高校校园和2000多万高校学生的中国而言,高校的稳定尤其是执政者关心的。香港大学的阎小骏以高校为切入点,详解了维稳机制的运作。

1949年建国后,执政党对高校的监督深入到教室中。学生被半军事化地编入班级和年级,学术权威的地位降低,课程开始强调意识形态上的服从。教育本身也发生了倾斜,由培养纯粹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更是在毛泽东的诱导下燃起了革命运动的激情。

文革结束之后,极左分子和运动领袖淡出了高校的舞台,而校园管理也进入了“制度化”模式。由普通干部和教师组成的党支部、共青团和学工系统紧密配合,时刻观察着学生的思想动态。它们不仅接受校党委书记乃至省市高教工委的指导,也接收学生积极分子反馈的信息。

最接近学生的管理机制是政治辅导员。根据教育部的资料,辅导员扮演着教师和政治干部的双重角色。其首要任务是监督学生的道德状况和意识形态。教育部规定,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要控制在1比200。在有些校园里,辅导员甚至住在学生宿舍中,以便不间断地与学生发生接触。

虽然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远去,意识形态的灌输从未走远。自80年代末,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颇受中央领导重视。文科学生要完成315课时的政治教育,而对理科生的要求则是210小时。中组部与教育部曾联合发表声明,将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基本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定为政治教育的核心。随着领导的更迭,政治教育也开始包括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现任或前任领导创立的观点。

在正式的课程之外,学生还要面对日常的班会、共青团的团会、读书会以及党会。此外,还存在为高校量身定制的党校。在“敏感期”,学生可以被很快召集起来。比如革命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学校组织了应急的政治课,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此时,校方对学生团体活动的控制、学生积极分子对同学思想动态的观察以及网管部门对校园网络的监视也猝然升级。

然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不能保证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同。一份2003年的调查显示,有76%的受访者对政治课强调的集体主义不甚感冒,这说明多数学生对于政治教育抱着走过场的态度。另外,2009年完成的一份调查显示,接近9成的学生入党申请者追求的是物质生活而非纯粹的信仰。(http://cnpolitics.org/2014/05/who-wants-to-be-communist/

不过,学生思想的“去政治化”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中国早已不再施行为大学生分配工作的政策,而高校的任务是为市场培养大量劳动力。多数学生不是关心政治的思想精英,而是充满不安和焦虑的求职者。或许正因如此,针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抓手:党员资格的审批。对于部分学生而言,成为党员有着特殊的诱惑力,因为部分党政机关和国企在招聘时偏爱党员。一些在政府和部队工作的讯息,也只在党员之间传播。此外,党员学生在申请“保研”时也占据优势地位。

或许是因为政治教育流于形式的趋势过于明显,校方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建立了干部与学生会商、心理卫生监测和思想关节点引导的制度,劝导思想独特甚至“不健康”的学生回归主流。此外,校内的各类学生团体也受到了共青团的系统性领导。要注册的团体必须经过层层审批,而已经注册的团体要通过定期的审核。对于团体的资金、活动地点的安排、教室和信息栏的使用,共青团也处于“乾坤独断”的地位。在敏感时期,团体的活动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稳定是任何希望健康发展的社会梦寐以求的。在机制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督导下,拥有超过2000万学生的中国高校不可谓不稳定。然而,稳定依赖的根本不是学生对现行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由此看来,高校的状态或许是中国社会中诸多机构的缩影。

参考文献

  • Yan X. (2014). Engineering Stability: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ontrol ove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Post-Deng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218, 49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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