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关门读书,还是改造社会?

2013年1月3日,政见团队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沙龙,探讨一个经常引发争议的话题: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有的直接参与政治,有的远离时局潜心研究学问,也有的如蔡元培那样呼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而在西方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在反思一个基本问题:“政治科学有用吗?”

在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改造之间,是否应该保持距离?应该保持多大的距离?海内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们,究竟为何研究政治?他们是关起门来在书斋里“为学术而学术”,还是有着更加关涉现实的愿景?

以下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沙龙文稿,与各位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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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左起:方可成,陶郁,张跃然,周航,汪吕杰,微博直播:王韬。(杨福戬/摄)

对“政治”的几种误解

方可成非常荣幸,这是单向街书店在2013年的第一场活动。我们今天是以一个团队的形式过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比起之前来做沙龙的人,我们几个人的分量不够,所以我们就想用数量来“凑”。不过请相信,我们几个人的身份、观点、角度各有不同,不是简单的人海战术。

我们几个人都是“政见”团队的成员,当然我们同时也有其他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一个用业余时间做的兴趣团体。

陶郁谢谢大家!刚才可成谦虚地介绍说我们团队的分量还不够,但是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在重量上肯定是足够的。我叫陶郁,在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平时在政见团队做观察员。

张跃然大家好,我叫张跃然,目前是在美国杜克大学读社会学,本科生。

方可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是想见到女作家张悦然而来的,不过我相信,男版的张跃然更不会令你失望。跃然,杜克大学是被称为南方的哈佛,对吧?你们自己是不是这么称呼?

张跃然:我们自己其实不这么称呼。我们说哈佛是北方的杜克。

周航大家好,我叫周航,我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里当研究助理。

方可成:周航现在的工作机构很有意思,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中文名叫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英文简称是SIPRI。他之前在法国、瑞典都留过学,在这两个国家都留过学的人估计挺少的,所以特别期待他今天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观点。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一位团队成员汪吕杰,他在路上,很快会到。汪吕杰本科也在北大,研究生是在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大学也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传统牛校。

最后自我介绍,我叫方可成,现在是在南方周末报社当时政记者。

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学问和政治,我觉得“学问”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但说到“政治”这个词,大家可能有误解。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归纳了国人对政治的几种常见误解。

第一种误解就是把政治当成从小到大我们的政治书上的政治,其实这种政治课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思想教育。

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政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跟那些会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人有关系。但别忘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在新闻联播里面,你哪一天在大街上走着走着,面前突然出现一部摄像机,一个话筒伸到你面前,问“你幸福吗?”然后你就可能上新闻联播了。其实“你幸福吗”也是一种政治,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想说的是,正如国父孙中山说的那样,政治乃众人之事,并不仅仅跟少数政治精英群体有关。

第三种误解是,一旦听说你是“搞政治”的,或者说你是研究政治的,或者像我这样做政治报道的,就马上想要离你远一点,因为觉得你这人是“反动派”。这种观点可能更多出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这是他们经历的年代给他们留下的烙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忘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中有一个核心机构,叫做“中央政治局”。

还有第四种误解,认为政治是很肮脏、下流的东西。这种偏见是存在很广泛的,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些知名人士也这么认为。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有一个很红的人,那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在去瑞典领奖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一个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说实话我举双手同意大家应该多读一些教人恋爱的文学,但是我是坚决反对莫言先生对政治这种诠释。真正的政治恰恰不是教人打架,而是教人如何在一个利益冲突广泛存在的世界里学会和谐相处;真正的政治也并不是教人勾心斗角,而是鼓励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负责,学会参与。

我觉得,连莫言先生这位出色的作家对政治都有误解,对政治的诠释都有偏颇,那么也许我们对政治的偏见是广泛存在的。作为一个在大众媒体工作的人,我个人就会很希望能够纠正大家的偏见,丰富大家对政治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在座的几位,以及更多没来到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做我们的政见团队。

理解政治的科学途径

方可成:理解政治有很多途径,我们团队更多是通过学术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可以研究的,在英文里就是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有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更加可靠、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更接近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政治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也不少,我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大家。他们的研究可能是用好几十页英文写成的,但是我们只介绍他们的核心观点和有启发性的内容。

因为我们介绍的是学者们对政治的见解,所以团队名称叫“政见”。现在我们团队已经运行了一年多,这一年多当中,一些人遇见我说:你们的名字很“敏感”啊。我一开始很奇怪,后来终于想通了:原来,“政见”这个词在中文里好像有一个固定搭配,叫“持不同政见者”——但这真不是我们的理念。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搭配里面,“政见”似乎是带有某种更现实的目的,希望能够干涉我们的现实,改造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研究,比如有人研究中国的政府结构,研究中国的精英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就想成为总书记吗?我们也有很多学者研究社会抗争,难道他们就是想来领导一场社会运动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但又有人问了,既然你们和你们所介绍的这些学者,看上去都没有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意愿,那你们还忙活啥呢?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者做这些研究,我们做这些事情,确实是有社会关怀在的。我们似乎愿意去推动社会的改变,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代表其他几位的意见,大家知道媒体人嘛,总喜欢这么说,“推动社会进步”这个短语估计媒体人用得最多。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到底是关起门来在书斋里为学术而学术呢,还是要——套用一句共产党语言——理论指导实践,改造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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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杨福戬/摄)

“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

方可成:好了,我冗长的开场白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还没有失去耐心。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他们几位,因为我的本职是记者,也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所以我今天在这主要就负责提问和穿针引线。我想先请陶郁来谈一下。因为你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博士。

陶郁: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只能算博士研究生。

方可成:但今后应该要注定走科研这条道路的,那你自身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陶郁:好的。我现在要说的东西,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并不想告诉大家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更不想告诉大家世界只能是什么样的,我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可以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大家结合自身实际,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自己来做研究,我应该是一个学者,以教书育人为工作,通过学术活动来养家糊口;但是,我的生活和学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我同时又是一个公民,和其他任何公民一样,我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实,这并不只是我必须要面对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面临这个选择:你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公民;那么,你该如何选择自己在社会里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学者来说,也值得所有想做学者的人去思考。但是,我又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存在同一而明确的答案。具体来说,有的人可能更愿意做学者,愿意做学者胜过愿意做一个对社会事务非常积极的公民;有的人可能更愿意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认为积极介入和干预政策进程和公共舆论要比闷头做学问更重要和有趣。我觉得这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明确的选择;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要争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记得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应力求做一棵滋滋实实的包心好白菜。”同样的道理,如果您选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学者,贡献出原创而扎实的学术成果;如果选择您觉得“天下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就应该光明而坚定地站出来,振臂高呼、脚踏实地,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或许有人能够同时做好上面说到的两件事情,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反正我自己肯定不在其中。

方可成:你好像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做学问到底应该“开门”还是“关门”。

陶郁:我觉得就读书而言,当然应该“开门”读书,要了解书斋之外的广大世界,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说到做学问,那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可以而且应该把门打开,但是不要太受门外的喧嚣干扰。否则,就直接走出门去,广阔天地,大可作为。

方可成:陶郁的观点——不管是他之前在“政见”团队里写的文章也好,还是他刚才说的观点也好——都是无懈可击那种,标准GRE作文的感觉。

陶郁:谢谢!不过,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并不好,因为它没法证伪,往往就意味着什么也解释不了。所以,我觉得你在暗示我没讲清楚。

政见团队成员、牛津大学博士生陶郁。(吴瑶/摄)

好的“公知”长什么样

方可成:你刚才说到两重身份,一个是学者的身份,一个是公民的身份。我想,大家都是公民,可能对公民的身份更感兴趣一点,那么你能不能先把你对公民这个身份的理解更明确地解释一下。

陶郁:我觉得,当一个学者首先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公民”的时候,他很可能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俗称“公知”。“公知”这个词,现在好像臭大街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事论事,只按原本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公知”,就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按我的理解,如果某位学者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往往更愿意通过做一些对能够影响现实社会和公共舆论的事实,去引领世界的改变。

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每位学者的自由。但是,我觉得好的“公共知识分子”会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两点:

第一,他应该对自己说,和大多数普通公民一样,我可能在一个或者有限的几个知识领域懂得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对别的领域可能并不比别人多了解多少。所以,当你去做一些实事或者呼吁一些改变的时候,心里对一些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比如,你对自己所呼吁的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明白?你的呼吁是否真的出于公民的责任感和道义的要求?你的呼吁是否仅仅出于自身的激情和个人偏好?

第二,我们需要承认,相对来说大家会更尊重有知识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就能够滥用这种尊重。因为大家尊重有知识的人,所以即便是学者说出一些超越自己知识范围和研究领域之外的话,大家也把这些东西当作严肃和认真的结论去听、去接受,而这种现象有时候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我觉得学者需要记住这些风险,说话要负责任。同时,社会大众也需要对学者说的话做出清醒的判断,不要全盘接受,当然也不必全盘否定。如果某位学者说的东西与他自己的研究无关,我们就不必对他的说法过度迷信。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段之间之前,邹恒甫老师在微博上爆料说:“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这个事情一出来,就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邹老师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但是当他讨论梦桃源的时候,显然不是用经济学家的身份来说话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他的观点,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从网上公布出来的信息来看,邹老师从2007年8月份以后就不在北大任教了,而他去梦桃源的次数似乎也并不十分频繁。换句话说,虽然邹老师在经济学方面的造诣深厚,但他对于梦桃源的了解,显然不如专门前往调查此事的记者多,大概也不如经常去那就餐的北大师生多。因此,尽管邹老师是很好的学者,我们却未必要相信他对于梦桃源的爆料,特别是在北大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且公布了调查结果之后。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一点,邹老师虽然在梦桃源这个事情上可能给出了错误的信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否认他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他对梦桃源里发生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方可成:我觉得你这个提醒挺好的。我们在决定是否相信一个学者之前,应该先看清楚他在发这言的时候是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还是作为一个外行、作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但是有人认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选择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发声,是责任感的表现。打个比方,假如说我在经济领域有建树,我成了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但这个时候我通过我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来推动我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也许会去关心法治、关心劳动教养问题。其实,社会对学者有这样的期待,希望学者使用他们的地位和话语权去推动一些东西,但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学者不应该这样做。

陶郁:你提到的问题把我们刚才的讨论又往深推了一层。不过,你说如果一个人有大的社会影响,他就有了改变社会的责任,我对这点不是特别赞同。我觉得,不管一个人有没有社会影响,他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不是主动要站出来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社会。很多看起来最柔弱最无力的人,最终被证明可以推动社会的变革,社会或许对他们并没有期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改变历史进程。同样,你不能说那些默默无闻在书斋里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的学者,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就没有贡献。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做研究,有人愿意搞实务,这是社会分工,不管是做好研究还是搞好实务,都能改变社会,都是在推动世界进步。

马克思是典型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不分

张跃然:陶郁刚才区分了学者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他作为公民的身份这两者的区别。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直接对社会施加影响力,和在书斋里通过社会研究的方式施加社会影响力,是两条不同的途径。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后者上。

因为我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主要还是结合社会学来谈。社会学有一个非常本质的精神:让大家去挑战、质疑那些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信念、事物等等。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当中,价值中立就是一个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被奉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如果是做学问,一定是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我要说的是——借用刚才陶郁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社会科学不应该价值中立,但是社会科学也许可以不价值中立。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也要区分不同的学术层面。如果一个学者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进行具体的研究操作,那么必然有一套学术规范去限制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技术操作层面之上的,这个学者如何选取他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如何看待研究的意义,这里边,一个学者自己的价值倾向、关怀、态度,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社会学来说,现代社会学在创立的时候,就是有一帮人要研究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学诞生之时明确地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且是强烈的影响和改造社会的倾向的学科。当社会学发展到经典社会学三驾马车时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三个人中,尤其以马克思为首,典型是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不分。这在我们今天来看是值得批判的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学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传统:知识的生产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完成的。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很多宝贵的社会学知识,就是学者在主动干预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当中生产出来的,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范围。等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行动中直接创造知识,这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论,被冠以“行动社会学”的称谓,堂而皇之地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得以传承下来。

方可成:堂而皇之是褒义还是贬义?

张跃然:它作为一个中性词出现,仅仅指行动社会学是一个已经进入了主流学术视野、被整个学术界承认的流派。等到21世纪,在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出现了解放社会学。这一流派的学者就认为,社会科学应该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就是为了关怀社会,我们就是为社会中被压迫的、底层的、被社会结构所侵害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说话。

政见团队成员、杜克大学学生张跃然。(吴瑶/摄)

方可成:你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词,也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核心的词,就是“价值中立”,不过你能不能先解释下这个词?

张跃然:按照美国社会科学的标准教育体系,强调价值中立,强调你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对社会旁观的态度,通过非常理性的、冷静的、实证的方式去分析这个社会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后来的学习中,我自己就开始逐渐怀疑这一点了。在看了很多学者的研究之后我有一种感受,即使我们在做研究时候满足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规范,但一个学者在选择他感兴趣的题目、以及学术研究所期待实现的目标的时候,他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很难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学术研究场域之中。换句话说,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层面没有充分的可操作性。那么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说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达到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一个东西,它看起来很美好——比如说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当中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它是否是现阶段这个社会所应该追求的东西?我倾向于给出否定答案。

很多学者提出,价值中立这个概念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力大小,是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系的。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相对静态稳定的话,那么一个学者有可能保持一个旁观者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在剧烈动荡当中呢?如果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时代的剧烈变迁所影响的话,如果任何学者本身就是剧变社会当中的一份子的话,他是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态度的。

陶郁:和跃然不同,我很赞成在学术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我们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剧烈的社会变革总会刺激很多学者。在变革的时候跳出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说好听一点叫雄心,说不好听点叫野心,反正在英文里这是一个词,叫ambition。我想,amibition这种东西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但是,越是在你的雄心或者野心容易被唤起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有做出特别严谨和认真的思考,就越需要主动而刻意地压制。当然,压不压制这种雄心或者野心是你的选择;但是,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尽量不让自己的雄心或者野心干扰自己正常的学术研究。

方可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应该给我们有些公共知识分子们看一看。

神学博士与人类学博士之争

汪吕杰:不好意思刚迟到了,因为人太多不好进来。我在荷兰是学汉学,方向是中国历史,本科在北大学宗教。以我在宗教学系的例子来说,我大一时候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教宗教的,一个是神学博士,一个是人类学博士。神学博士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人类学博士说:你做研究不应该有信仰,否则你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宗教。但神学博士说,你信仰这个宗教不妨碍你去研究宗教,只是研究角度不一样。

那个人类学博士,为了让自己和宗教保持足够远距离,选择了河北一个乡村的妇女群体来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让我想到了我后来看到的一本书《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当时欧洲有很多人类学家跑到非洲大陆去,找到一些原始部落,让自己和他们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观察他们的社会是怎么运行的,从中领悟人类社会是单向地发展还是多向地发展。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些人类学家也无法保持一个足够远地距离,因为他们只要生活在这个部落里,他们就会和这个部落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这个部落的人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甚至,这个部落看到一个新鲜的外来的白人,都已经受到了影响。我想问题并不是学者是否应该开门或者关门,而是学者能否做到开门或者关门。在宗教研究的领域内,无论你是否信教,你都会对宗教研究产生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是政治,我们生活里每一点都能体现出政治,比如说前一天修地铁,或者说今天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它们都是政治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的体现,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到里边去。学者无论写不写文章,他都是在改这个社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学者会完全的做到价值的中立或者价值的客观,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闭门造车。

方可成: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点像拍纪录片时你的摄像机会不会形成干扰,能不能做到客观记录。这是一个可以深究到哲学层面的问题,但我们暂且打住这个。

政见团队成员、荷兰莱顿大学毕业生汪吕杰。(吴瑶/摄)

智库如何干预政策

方可成:我很想让周航来说下,因为他是在一家智库工作。智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存在。智库这种组织在做研究报告的时候,是否要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呢?而且智库都是有一些资金来源的,这些资金来源会不会影响价值中立的追求呢?

周航:我分享一些个人想法和感受,不代表研究所本身的观点。

智库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通常我们也称之为政策研究所。智库跟大学里研究机构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希望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性,政策性导向可能更强。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如发展类的NGO相比,智库尝试做的可能更多是政策或者思维上的干预,而发展类的NGO可能更多是做具体的发展项目,更多接触社会底层,做干预项目。

当你尝试去了解智库的时候,你会发现智库机构其实数目庞大,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最主要的分类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目前为止,智库发展最好的应该是在美国和欧洲。在美国,意识形态对智库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有的智库可能是保守派势力的阵营,智库里研究人员往往会有比较清楚的政策目标,就是希望推广某种以保守主义为基础的政策。

智库还可以从他们不同的研究课题上进行分类。比如有专门研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智库,有专门研究国际冲突的等等。在研究国际冲突方面,比较知名的国际智库例如有国际危机组织,总部在布鲁塞尔;当然还有我们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等。

智库也可以从资金的来源方面进行分类。我想资金来源可能是很多人对智库研究抱有戒心、打个问号的原因。每个智库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通常都对自己的资金来源非常公开。例如在SIPRI的网站,你可以找到funding这个页面,去浏览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智库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智库所在国的政府,如我们研究所的部分资金也从瑞典政府获得;第二是智库所在国以外的外交体系,如外国大使馆等;第三就是数目众多、关注重点不一的基金会。

通常,当我们不了解某个研究所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资金来源。不过,智库的资金提供者原则上是不应该去干涉智库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

智库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公布。像SIPRI的所有政策研究报告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SIPRI网站上下载。当然,当智库写完了报告,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时常与资金提供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汇报研究的日程与不同研究阶段中得到的研究结果,类似工作汇报吧。

当然智库在获取资金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技巧,比如有的研究所的部分研究项目可能非常缺钱,遇到资金困难,他们可能会舆论造势,希望能引起公众以及潜在资金提供者的注意,这也是存在的。

方可成:我不知道有没有智库因为资助方不喜欢就被迫改结论的情况?

周航:就我个人所了解的智库当中应该是没有听说这样的情况。这样做,对智库和资助方的声誉都没有任何好处吧。

方可成:也是,一般这种事情也不能让人公开知道。

陶郁:这里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智库迫于资助方的偏好而改变了结论,那就属于造假,而造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即便没有造假,各个智库的结论可能也还是有偏差的。许多智库都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而这些价值取向或多或少会左右智库的研究选题,也或多或少会左右他们选择对什么样的研究结论进行宣传。

政见团队成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周航。(吴瑶/摄)

“和平研究”能带来世界和平吗?

方可成:周航的硕士专业很有意思,叫“和平研究”对吧?

周航:我的硕士专业名称叫和平与冲突研究。

方可成:那么回到改造社会的问题,你觉得做这种研究的话,它改造社会的力量有多大呢?通俗一点问,世界和平能不能依靠你们?

周航:和平与冲突研究是一个新学科。最开始是五六十年代,在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成立了一批致力于研究和平的科研机构。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开始就是因为瑞典首相为了纪念瑞典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150年没有战争的背景下成立的。

以我的理解,和平学跟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当你听到和平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和平往往是好的东西;而当我们提及冲突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冲突,往往觉得它是负面的,所以和平与冲突研究跟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道德规范维度。

这也就使大部分和平学学者,他们从事研究的时候,都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能起到一个改善社会的作用。他们认为和平学的自身属性就是具有有改造社会这一维度的。因为和平既然是好的东西,那么和平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可能就是去打造和平或者说减少冲突。

和平与冲突研究这种比较强烈的规范维度,或者说道德判断维度使学者们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对我们如何达到和平、减少冲突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这也正是和平学经常被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诟病的一点。面对这样的批判,和平学的学者们更多是承认和平学的这一属性,但是他们更多把和平学的强烈的道德规范维度看作是一种优势。

因为,首先第一,这使得和平学非常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不管和平是多么虚无缥缈的目标,我们都是有能力去达到的;不管战争或者种族屠杀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解决战争冲突是多么巨大的难题,我们还是有能力去避免和减少冲突的发生的。和平学强调这种主观能动性,强调人能去做些什么。

第二,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使得你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而是希望研究的成果往往可以指导大家去改造社会现实的某一部分。因为这个前提,和平学的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一整套语言、概念、假设和理论体系等更加持有“戒心”。做研究的过程必须强调批判性思维、自反性思考方式的运用,时刻反思研究中频繁使用和依赖的概念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认真探讨研究过程中做的所有决定对研究结果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也和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非常相关的。关门读书为学术而学术,还是为改造社会而学术?这两者在我看来,可以被看作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线段上定位自己。和平学刚好是在靠近线段的中间位置。一方面非常希望能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改造社会的“冲动”使得和平学必须时刻意识到学术研究存在的许多局限性,无论是在研究理论、方法和语言上;在研究中不断反思这些局限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

社会结构决定学术研究的角色

方可成: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跃然提出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学术研究的态度有怎样的关系?

张跃然:虽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价值倾向的确受个人态度的影响,但任何个体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大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是更主要的。

由于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时间还太短,这一点还不太能看清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在这里我以美国的宏观社会发展过程与学术主流价值趋向的变迁为例。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矛盾非常尖锐、冲突非常剧烈,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以及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当时在美国非常兴盛的是行动社会学,当时很多社会学家,以W.E.B.杜波依斯为代表,都是在非常积极地参与社实践、非常能动地引领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生产知识的。

等到战后,尤其是50年代这个阶段,美国社会进入短暂的稳定时期,社会学界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对宏观社会结构的研究非常流行,“排除价值倾向”也开始被作为一种学术准则提出。虽然这么说,但在实践过程中,学术研究在揭示宏观社会结构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潜台词,即这种社会结构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因此也间接地把当时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了。所以你说它没影响社会吗?其实它是在加固整个社会结构。

等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形势又不一样了。民权运动开始兴起,轰轰烈烈的种族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反战运动等等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强的冲突感,稳定被打破了。这一轮风起云涌中,很多社会学家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引导者、参与者,他们在社会运动当中直接生产出来的知识又被直接运用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发展当中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学术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密。

等到80年代之后,情况又不一样了,美国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价值中立这种工具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在这个时候被封为圭臬。但其实呢,虽然学者们号称价值中立,学术知识的生产和整个社会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制度化联系。

我举两个2012年的新例子。在美国有一项法案叫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就是要求美国大学为了照顾种族的平衡,给予少数族裔学生优惠录取的政策。学者研究发现,在大一的时候,这种破格入选的学生和正常的学生在成绩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到了大四这种差距就非常不明显了,这是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的。而在2012年初,有一个新的研究指出,为什么到了大四这两类学生的学术差距不明显?因为那些破格入选的学生在选专业的时候更多选择了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和工程这种硬科学。这个研究本身在取样、分析方法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学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本身在背后就有价值判断的因素,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研究发表出来后,媒体很快就进行了报道,在整个民权运动界掀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抨击质疑。这个研究本身已经有意或者无意的变成了社会实践当中的一部分。

第二个例子是2012年六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说的是同性恋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在美国,同性恋伴侣即使没有结婚也是可以领养孩子的——这个研究说,这些同性恋伴侣抚养孩子的结果没有那些正常的男女合法婚姻组建的家庭养得好。这个研究发遍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夏威夷州的一家法院写到一起针对同性恋婚姻领养子女的案件判决书里去了。当然这个研究后来也被学界批得一无是处,因为它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问题。

我想说明的是,即使学者本身没有想通过这个研究去干预社会的意图,但是美国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法律、传媒、社会运动、NGO和学界有紧密的制度联系”的状态,使任何一个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研究都会间接地改变现实。即使学者本身追求价值中立,但美国社会已经将学界和现实实践的关系制度化了,学术界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一块,在被动地发挥社会结构所希望它发挥的那种功能。这种情况出现在静态、稳定的社会当中。而在那种巨变、动荡的社会当中,可能学术界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更多是前台型的,学者直接介入到社会现实的改造当中去,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学术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

今天,在中国,怎么做?

方可成:跃然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波浪线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在中国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过去的100年前,尤其是民国年间,救国的紧要关头。当时同样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像在座的几位一样,漂洋过海去发达国家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遇到了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

我也想听在座的各位谈谈,目前中国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当然我们不再是国难当头了,但是我们的社会也是处于很多的危机之中。

张跃然: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什么社会干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处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按照我之前论述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是有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直接面向社会现实改造。但很不幸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科学界极大地被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把美国那些适用于静态、稳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借用过来了,导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是价值中立之风大行其道。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浪费了很多利用社会实践来生产知识的资源。

不过,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回过味儿来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尝试在转型社会当中寻找新的研究模式。我之前在政见年末荐书活动当中推荐的是《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学者,以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等人为首,认为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摒弃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当中体现非常强烈的关怀倾向,主动地采用干预社会现实的方法做研究、生产社会进行互动。比如像沈教授现在做的社会学干预研究,就是通过直接和研究对象互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帮助他们进行身份改造的方式生产社会知识。当然目前这种研究方法也没有成气候,以后有怎样的前景也不好说,但这说明在目前这种转型社会当中,学术研究有很多可能性。

陶郁:我提供一些替代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后现代视角和建构主义,但我同意福柯的看法,我觉得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知识背后也存在权力关系。无论我们觉得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超然于社会之外来研究社会,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不仅如此,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身份、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经费从而能做哪些方面的研究,这些都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些东西背后也往往都有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应该直言不讳地承认。

但是,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直接站到社会的最前排来引导社会改变,并且能够通过这种直接的引导让社会变得更好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在前排也可以到后排去。同时,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否同时在前排和后排两线作战并且都卓有成效呢?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现实。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转型期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或许并不需要统一的答案。我觉得转型期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还是前面说过的那个观点: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学术更好,就去做学术;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社会运动更好,就去做社会运动。当然,你可以尝试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运用你的学术知识,也可以尝试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加深自己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选择,都要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在做什么,要避免两头都想兼顾但最后什么也做不好。

汪吕杰:我硕士学历史的,2013年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框架中去考虑是一个很小的点。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该做什么,胡适曾说学生不应该参加活动,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不是所有学生都去参加学术活动,也有部分学生觉得自己有活力,有动力,他们就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另外的学生就应该在学校待着看书。我觉得中国有13亿人,不是说13亿人都应该去参与游行,也不是说这个13亿都应该来到这个大悦城里参与这个沙龙,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擅长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必强求每个人去做什么,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让每个人自己去选择,按照自己心理的原则去做他觉得好的事情。我不同意刚刚陶郁说有人做得好台前就做不好台后,我觉得只要他自己觉得是合适的,无论台前台后,他都可以去尝试的。

周航:我可以分享下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变化历程。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我非常希望能在发展类的非政府组织中工作,去做项目,做实事,我总觉得这能带来更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或许也来源于你觉得你正在“改造社会”。但是,后来我读的硕士项目却是非常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学术研究的成果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会更加突出。你可能心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并且小心翼翼,非常严谨地做研究,但是当把研究成果应用在实践层面上时,会经常发现并不如你设想的如意有效,现实社会总还有更多的影响因素是你的学术研究中难以考虑到的。这也使得我逐渐在关门读书和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更趋保守一点。

现在我在SIPRI工作,个人觉得SIPRI中国研究项目的重点更多的不是提建议,或给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而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展现和理解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所通过跟中国的学者、智库、大学研究所等机构打交道,来理解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也希望让国外更多人了解来自中国的观点,了解中国是如何看中国自己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的作用。也只有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机会提供好的政策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更多事情是希望能在读者的思维层面上起到一些改造作用。

研究所的这种研究方式,或者研究态度也会对我有影响,尤其是影响了我对今天所探讨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闭门读书还是改造社会之间,我现在会觉得,首先要讨论的是,你对你想去改造的事务到底认识和了解有多深。只有理解好了,才能谈的上以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去改造。但是,可能能做到理解好这一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现场交流

方可成: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跟现场的朋友们做一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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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孙世麒/摄)

提问者1:我的问题是关于“价值中立”的。我觉得价值自然会制约你的行动。如果你做智库写报告,不可能保证一辈子都不受到外界干扰,不可能一辈子都保证不在某些压力之下修改报告。我觉得,每个人的研究成果都会被别人去评价,人们做研究的时候可能还是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或者被政府拿来运用,而政府如果运用了你的成果,会支持你做出更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可能不是价值中立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航:我赞成你所说的,智库的研究和学者个人的研究一样,都需要做自己感兴趣、觉得重要的课题研究,而这里面其实可能已经多多少少存在价值判断了。但重要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你如何把握研究与自身价值判断间的关系和距离。

我也赞成你对智库独立性的看法。智库的确难以保持完全的独立,因为毕竟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比如资金方面的限制。但是,一个好的智库应该也完全清楚研究的操守与底线,要清楚价值判断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我觉得,现实中,许多知名的智库之所以他们的研究报告比较受欢迎和受重视,也是因为读者认为他们大部分的报告相对中立和客观。

而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也应该对智库的报告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有些客观指标或许可以告诉你哪些报告比较受重视,比如报告被引用的次数。还有就是去看下智库的资金来源,智库某份报告的资助方。如果一个智库尝试去将它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它受到单个基金会或者资助方的价值影响就会越低,可能就可以保持更好的独立性;而且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也代表机构被不同的单位认同。

陶郁: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学者们确实经常遇到,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的学者经常遇到,外国学者也会遇到。

在和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个错觉,就是以为写内参写报告是中国学者的专利,而外国学者都在埋头做研究,外国大学和智库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其实,我听说即便是在美国某些非常重视研究的高校里面,如果某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直接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重视,或者研究报告变成了某个层面的政策蓝本,这些看似不那么学术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被列入晋升考察的范围。

提问者2:我想问一下陶郁。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做研究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可能不仅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社会。在有些国家,知识分子受到的保护和尊重比较多,他们或许能够选择价值中立。在另一些国家,如果你的研究角度和观点和政府所希望倡导的东西不一致,你选择坚持自己的东西,就可能要面临很多阻力。但是,即使在环境比较严酷的国家里,依然有知识分子站出来挑战既有的官方价值,他们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你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行为?你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否只应该去专心做学术研究?

陶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觉得可能需要具体明确一下。

如果你是问我对于他们行为的看法,那么答案很简单:第一,他们有选择的自由;第二,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第三,他们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后果;第四,他们的选择是勇敢而令人钦佩的,但他们的做法是否改善了社会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你是问我在同样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可能得多说几句,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并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首先,改造社会有很多方法。在选择使用某种方法来改造某个社会之前,学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的结构,并且根据这种了解来明确做出某种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推演出来的后果,那么就明确而坚决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你有选择的自由。

第二,我们要把学者的研究和学者的行动区分开来。有些站在社会变革最前沿的学者,可能很无私、很勇敢、很有责任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感激的品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做出无私、勇敢、有责任感的行动之后,他们的学说就更加正确了、他们的观点就更有指导意义了。甚至从长期来看,是否所有无私、勇敢和有责任感的行为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猜,至少政治学家James Scott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副标题就叫: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提问者3:我发现你们四个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陶郁说更希望学者做些很纯粹的研究,跃然说社会研究要影响社会。我非常赞同跃然的观点,我觉得既然你选择了做社会科学,最终还是希望影响社会。所以我想问陶郁:如果学者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很纯粹的研究,他们还能影响社会吗?他们怎样才能影响社会?

陶郁:不好意思,我又要霸占话筒了。

谢谢您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的发言或许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感谢您给我提供了一个澄清的机会。

我们说要安心读书,并不是说要把自己永远困在书房里当书呆子。所谓价值中立,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让个人价值干扰学术判断,当然更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结果而造假。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学者可以也应该按照自己的价值来确定研究对象,而研究什么样的标准,往往也取决于学者想从什么方面改造社会。同样,在研究结束以后,就像吕杰刚才提到的,学者可以选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亲自或者让其他人通过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学者专心在做很纯粹的研究,即便学者对于研究之外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即便学者根本不去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也可以影响社会,因为他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案。

另外,请不要忘记,学者影响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有很多,他不一定非要亲自站到社会运动的最前线,而可以通过影响关键人物的方式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比如,学者可以给决策者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培养一些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学生。有时候,学者通过这些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要比他自己直接站到社会运动的最前线还大。

汪吕杰:我觉得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定义改造社会,到底是改变政体才算是改造社会,还是说你正常生活里的某些行为也算是改造社会。举个例子,前几天出了个关于闯黄灯的新交规,我觉得这条交规出台肯定是有依据在那里的,肯定有相关的专家进行调查。我猜测专家在调查之时并没有想到要改变交规,但是他的调查结果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新交规地出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无法保持价值地绝对客观,也无法保证自己的研究不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我的观点是所有研究都在改造社会,只是影响或大或小。我并不赞同你刚才所说的研究无用论,我相信每个人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提问者4:我的问题和刚才跃然谈的内容关系比较大。我举一个例子吧,前些时候南方周末做过一个关于富士康自杀连跳的报道,能看出来记者在报道社会前沿问题的时候是希望在理论上、知识结构上找到一定的深层解释,那篇报道最后引用了涂尔干论自杀的观点。作为读者我能感觉到作者尽力想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但最后呈现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解释清楚。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文章引用的理论来自西方,它在发展过程中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做解释性报道是非常苦难的,这里存在一个真空,无法找到针对中国的、而又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所以我想问跃然,你觉得那西方的那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发生的社会现实,是不是不太严谨的,中国自己的学者又应该怎么去做研究?

张跃然:具体到你举的例子来说,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记者的理论素养有问题。涂尔干的自杀理论想要解释的是社会在宏观层面上自杀率为何升高,这一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宏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换句话说,这一理论中自变量是宏观的,因变量也是宏观的。而富士康连环自杀现象,是在一个具体的微观社会生活场景中自杀率短时间激增的问题,所以记者实际上误用了涂尔干的理论。这就好比,这儿有一个理论解释今年我国农业在宏观数据上苹果为何减产,但你却用它来解释你今天为什么买到一箱烂苹果。

不过,你指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非常棘手的。中国现在社会现实的发展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得多,而目前现在我们社会科学界所拥有的很多理论资源是来自于西方的那些适用于静态稳定社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我感觉目前的现实是:第一,理论的进步速度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速度,第二,我们所拥有的理论资源也许整个方向就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在这个转型社会当中中国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应该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比如直接干预法等等,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解释工具。

提问者追问:有没有具体案例?

张跃然:比如说清华大学沈原教授做的干预实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过几种不同的尝试,比如目前北京中产阶级住房业主的维权,通过组织他们的业主委员会、引导他们与其他利益团体进行沟通的方式看他们公民意识的形成,还有更强的干预实验,比如对河北的一些农民工进行维权教育、社区组织,赋予他们谋取更多权益的力量。社会学干预是目前一个比较具有亮点的尝试。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想象出更多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闻所未闻的研究方法。

提问者5:听了几位的谈话,我的感觉是价值中立不太可能。我的理解是: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个人很难脱离社会的影响而去单独解决一个问题。但是,跃然刚才谈到,就对待价值中立的态度而言,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曲折和变化的。我们都知道,学者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所以,我想和你们探讨一个问题:到底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变化导致了社会发生变化,还是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发生了变化呢?

张跃然: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个体行为的变化,还是人的行为的变化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从宏观来讲,我们如果想要完全正确的答案,就是这种作用是相互的。当然,这种相互作用哪方强哪方弱呢,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我能想到的就是,在一个静态稳定的社会当中,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比较充分,而在一个比较动荡的社会当中,个体行为的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的改造体现得比较充分。正因为在静态稳定社会当中,人的行为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空间,所以才为价值中立的工具实证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在中国这样极速转型的社会当中,可能人的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显得更强,所以我认为学者有比较多的空间站到前台来用自己的学术知识生产来引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革。

陶郁:我插一句。我觉得,跃然的回答四平八稳,把许多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因此你很难反驳他。当然,我也并不是要反驳他,因为讨论的目的不在于争出高下,而在于增进理解。

我想,如果想要更明确地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想要更深入地就你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必须约定一个共同关心的时间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具体讨论在这段时间里面,到底是学术研究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大,还是社会过程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大。否则,可能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有些社会变化或许看上去像是由某项学术研究导致的,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一定要谨慎。今天,如果你跑去和许多学者聊天,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人说“某某政策是我一手促成的”。我最开始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对于这些学者的崇拜之情绝对是自心底油然而生;但是,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了解得多了,往往就发现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并不是说这些学者都在吹牛,他们可能确实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政策出台和社会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见解,而其中许多见解都具备发展成为政策的可能性。但是,最后哪些见解被采纳了呢?答案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见解比其他见解更高明,而或许只是因为这个见解更符合决策者的利益和口味。

不过,话虽这么说,学者还是应该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至少是合理的研究。否则,就算是纯粹为了发表文章和晋升职称而做出很多荒谬的研究,倘若有天这些荒谬的研究被作为出台某项政策的依据,那么学者也逃脱不了世人的谴责与良心的折磨。

那么,在当今中国,学术与政策相互影响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而且也值得研究的好问题。抱歉,我目前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增进了解;如果没有,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填补的学术空白。

提问者6:谢谢大家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这么好的演讲,让我很受启发。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对你们谈的这个话题可能理解比较肤浅,但还是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要在关门读书和改造社会中做出选择。我听下来,感觉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找到自己的角色。我同意这个结论。但是,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角色。

我想,你们今天讨论的时候,都是站在学者的角度上来想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思考过自己的受众是怎样的。不知道你们认为他们能不能主动去思考和判断。你们可能都来自非常优秀的学府,所以觉得独立思考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所接触的许多朋友就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很迷茫,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希望你们以后能多思考和注意。

提问者7:我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能否插一句话?

我觉得,西方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普及了理性启蒙,但这个东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目前还是个奢侈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院校,偏科的情况比较大,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前途。日本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注意力经济学”,大概意思就是说:现代社会和微博一样,谁的粉丝多谁的形象好我们就听谁的。

你们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对学者的言论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比如说,于建嵘老师说的很多东西,就会被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到生活中。但你说他是学者还是公知?恐怕很少有人能区分清楚。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那么区分,因为他说得观点让大家听上去很爽,所以大家就很愿意听。最近受到批判的韩寒,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认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公知,就和理性的公民一样稀少。我们对公知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唤起我们的理性,能让他们破解我们所盲目相信的一些东西。可是反过来,很多人慢慢就将启蒙理性的公知当作了盲目崇拜的对象。

这说得好像跟今天的主题有点远了,供你们参考。

另外,我是一位女同事介绍过来听你们讲座的。但是我注意到今天来的几位都是男士,希望以后也有女生加入你们的行列。

方可成:我们政见团队其实有不少女生,不巧的是她们现在都不在北京。所以这次没能过来。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者8:我觉得,知识分子存在分工。具体来说,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更容易直接参与影响社会进程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就与社会联系更密切;另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基础和抽象,不容易直接和社会变化发生关系,而这些人更应该关起门来好好去做研究而不被周围社会中存在的短视因素所影响。我觉得马克思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马克思每时每刻都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并且每时每刻都对社会发表意见,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大英图书馆里面认真思考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样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几位怎么看。

张跃然:这位同学提到非常好的是“分工”。在之前的讨论当中,我强调的也是社会科学可以不怎么样,而不是必须不怎么样。确实我们应该容忍一部分人去打破目前被广泛承认的价值中立的观念,走一条新的道路。而另外一方面,即使学者不走到前台,只躲在书斋里进行工具实证主义研究,也有很多制度化的渠道把你的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学者,你的研究成果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影响社会现实的,区别只在于渠道,是通过前台的方式还是后台的方式。这种区别是由每个人研究的不同领域、它所做出的基本假设等等因素造成的。但我们应该明确地一点就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让学术研究不和社会现实产生任何联系。

汪吕杰:你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分工,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书斋派还是实践派。我觉得梁启超在中青年时期如果没有那么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之后的学术造诣不会这么高,他对中国的理解也不会这么深。所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学者自身是怎么定位的。这个定位并不是他的学术流派来决定,而是他的学术追求来决定。另外,没有人可以真正地在书斋里完成他的学术工作、把自己的学术影响完全放在自己的书斋里。即使有人将自己的著作埋在深山里,如果这个著作很有价值,他的命运还是会有转折。

周航:刚刚提到的这个分工是一种二元化的概念。我认为每个学者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因为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或者自己所在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结构不同,可以做不同的尝试。我并不认为一个从事研究的人,从一开始进入象牙塔里,就得一辈子只待在象牙塔里。这种身份是可以转变的。我并不认为就一定存在这样的分类,一派人是完全在象牙塔里,另一派人就是必须改造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转变,所以我个人不大赞同这种二元化的概念,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前面已经提到很多次,不可能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远离社会,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只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学者以什么样的程度去干预社会,而这种程度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陶郁:我非常同意他们几位的说法,特别是周航提到:人们并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回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之所以记住马克思,是因为他写了《资本论》,还是因为他写了《共产党宣言》。我想,可能二者都有吧。所以说,即便是同一个人,只要精力和能力足够,他也可以既从事学术研究,又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但是,这并不影响钻研学术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分工,因为我们对这两件事情的评价标准是根本不同的。一部学术著作,即便在改造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如果它里面有逻辑上或者材料上的错误,我们还是认为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有些本来是作为学术成果发表的东西,虽然随着时间发展可能被证明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却影响了社会的进程,我们也没有必要用学术缺陷来抹杀这些作品的现实影响。

方可成:由于时间关系,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之后私下交流。在结束沙龙之前,每人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汪吕杰:那还是回到最初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开门去看这个社会,然后再做学术,至于到底是开前门还是开后门就是大家自己选择了。

周航:第一点是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第二点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能力用批判性的眼光去认识和反思这个世界。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点上质疑我们自己。

张跃然:第一,价值中立不一定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事;第二,学术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永远联系在一起,区别只不过在于联系的渠道是前台还是后台、是直接的还是非直接的;第三,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社会大背景大环境,是静态稳定的社会,还是剧烈变革的社会。

陶郁:我想接着刚才最后一位同学的问题说。我觉得:社会有分工,而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定位,明确定位之后就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

事前得到主持人允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法国学者迪韦尔热的教诲,在《政治社会学》这本书的导言中,他明确写到:

我们无须去探求现阶段社会科学所不能达到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社会学家应该意识到他本人也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要限制由此而造成的对现实的曲解。这首先要求他必须认识到本身的意识形态并承认这一点。其次,要求他在提出假设和理论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还要考虑到别人的意识形态。最后,当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时,应该尽量明确说明除了业经科学验证过的成分外,还借鉴了哪种意识形态。

当然,如迪韦尔热所言,“要遵循这些要求,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不过,无论如何,这应当成为学者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学者应当“开门读书”,但同时也要“专心治学”。

方可成:我本人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请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团队。我知道来单向街做沙龙的很多嘉宾都是在交流之外再卖一卖自己的书,我们暂时还没有出版纸质书,但是目前在“字节社”有几本电子书售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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