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政策该改吗?——围绕马戎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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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应该改革现行民族政策?近十多年来,这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发表了《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提出应当改革现行民族政策,引发了此后十年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大规模争论。

政见团队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持续关注着这场争论。2012年,政见团队制作了信息图《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并在图中系统介绍了争论双方的观点。2013年,政见团队发表了《中国民族政策调整路在何方》,介绍了第一份以国内这场争论为主题的英文论文,即澳大利亚拉伯筹大学学者James Leibold为美国东西方中心所写的《中国的民族政策:改革不可避免?》(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2014年2月,美国新疆学家鲍文德博士(Gardner Bovingdon)发表了题为《胡想要点新鲜的:中国民族政策的话语和深度结构》的论文,试图重构围绕马戎观点的争议。鲍文德先生博士毕业自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目前是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中央欧亚研究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亦任历史学系、东亚系兼职教授。他可以说流利的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除了是一位新疆的区域研究者,鲍文德博士也长期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变化。

为了让读者了解马戎观点提出的背景,鲍文德在论文中使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让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胡耀邦的自由化改革对中国不仅是个风险,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中亚数个突厥语国家的独立也给了一些追求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人以希望,他们可能造成了1990年代新疆的抗议、爆炸和骚乱急剧增长。地方政府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进行了一些列政策紧缩行动,加强了针对非法宗教活动的严打。

鲍文德认为,尽管在1990年代,中共在辞令上继续坚持着数十年以来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它开始允许部分学者去讨论更改这些政策的可能性。1998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一份研究建议政府“逐渐削弱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2002年,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提出:由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的“共治”来代替“自治”。马戎教授著名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即是在此背景下于2004年提出的。

鲍文德认为,马戎深受建构主义的影响,以至于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保护甚至加深了群体间的差异,而不是促进他们融合进统一的民族。另外,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促使少数民族更为认同自己的群体,并且产生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集体愿望。马戎认为,这些做法“政治化了”少数民族。通过改“民族”为“族群”以及取消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中国能够把民族问题转化为更可控的、类似在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族群问题”。

尽管马戎是中国顶级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并且部分官员的支持也使他得以出版这些在根本上是挑战五十多年来政策的作品,但他的想法公开后即在学术圈和政界高层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学者总结说:“极少有文章支持马戎的提议”,这一点连马戎自己也承认。

大量学者认为,仅仅靠以族群来替换民族的建议完全是马戎误解或有意歪曲中国少数民族的真实本质。有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民族的“政治属性”,简单的改个名称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认为马戎将民族问题和政治脱离的想法参考自美国政治,但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虽然马戎的提议饱受批评,但2008年和2009年分别发生在藏区和新疆的骚乱让他的建议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骚乱期间,出现了不少攻击汉人的报道,这使得大量汉人公开批评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政府给予少数民族特权不满,认为一些不够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士在诸多领域凭特权抢走了优秀汉族人士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享有特权的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以怨报德感到愤怒。出于这两个原因,在骚乱后,大量汉人既要求严惩参与骚乱并攻击汉人的少数民族人士,同时也对马戎的建议表示支持:剥夺少数民族的特权,以实现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平等。

骚乱之后,马戎的建议看起来得到了一些政界高官和部分学者的赞同。2011年,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发表文章提出:目前是时候越过不准讨论民族融合的禁忌,建议政府不要设置新的自治单位,还应该将汉族和非汉族合校,去除身份证上的民族识别。关于改革民族政策最激进的建议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和中央政法委的胡联合。他们联合提出了全面改革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政府必须放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停止承认民族差别,促使所有中国公民融合起来为中国国家安全服务。胡鞍钢和胡联合还捡取了马戎等学者关于苏联民族政策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使得该国成为大拼盘最终导致自身的解体,因此他们催促政府应该选择巴西、印度和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分离的认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威胁,政府应该采取语言和其他政策消除各民族间的差异,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尽管胡鞍钢和胡联合并未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及马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马戎的文章中获得了灵感。

赞同声音之外,马戎依旧遭到了猛烈的批评。2011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发表了一篇针对马戎、胡鞍钢、胡联合观点的批评长文。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并暗示若是马戎、胡鞍钢、胡联合的建议得到采纳,中国的民族和谐将会被摧毁。张还质疑了印度的参考价值以及苏联崩溃的故事,并且提醒道:香港、澳门正在成功推行一国两制。张海洋还认为美国经历了“排他”、“大熔炉”、“沙拉盘”,直到现在的“马赛克”,而马戎和胡鞍钢、胡联合则坚持要停留在“大熔炉”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研究员则在2012年发表的一些列文章中挑战马戎和胡鞍钢、胡联合的建议,认为印度、巴西或美国都不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

鲍文德注意到,批评马戎观点的学者主要来自少数民族群体(尽管马本人也并非汉族),张海洋是满族(政见观察员注:张海洋教授本人向笔者透露,他并非满族而是汉族),郝时远是蒙古族,金炳镐是朝鲜族。鲍文德借用一位美国清史学家的话来解释此一现象:“每一个与我交谈过的少数民族人士都反对马戎的观点。他们将马戎的观点等同于废除某些政策,而这些政策提供给少数民族一些自治以及对他们自己语言、宗教和传统的某种保护。”

参考文献

  • Bovingdon, G. (2014). Hu wants something new: Discourse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minzu policies in China. In S. H. Williams (Ed), Social Differ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Pan-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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