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5)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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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四部分

五、制度比什么都重要(下)

周雪光谢宇等人的研究工作,支持了“制度分析”视角的有效性,也说明了普适性理论的无效性。不过,这些研究都以城市数据为基础,而中国农村的情况又如何?魏昂德通过分析1996年抽样调查中的农村数据,给出了答案。

通过对产业结构不同的农村地区进行比较,魏昂德发现,在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村地区,买卖人、个体户相对于普通农民家庭,具有很大的收入优势;但在乡镇集体企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买卖人、个体户相对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普通家庭,不具有收入优势。也就是说,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原先出现的“市场精英”又重新泯然众人了。然而,不管是哪种农村地区,政治权力的收入回报却十分稳定而丰厚。魏昂德总结道: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什么样,并不取决于市场本身的扩张,而取决于市场以什么具体形式、什么产业结构、什么劳动力配置方式扩张。

此后不久,魏昂德承接本文第三部分曾经介绍过的由白威廉麦宜生提出的“经济转型过程也是政治过程”的视角,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转型的经验,具体回答了“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环境当中,经济转型为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提供了哪些兑现权力的机会”这一问题:

——如果经济转型发生在旧有的威权政体迅速崩溃时,旧有的政治精英往往失去政治权力,如果此时政策管制使得瓜分国有资产非常困难,那么这一精英阶层会迅速解体;但如果瓜分国有资产的政策限制很少,那么这部分人可以近水楼台,迅速掠夺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市场精英。

——如果经济转型是在旧有的威权政体之下进行,旧有的政治精英依然把控政治权力,这些官僚们至少可以通过寻租途径扩大经济收益,此时如果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政策限制很少,那么官僚们还能通过掠夺国有资产生财,大大强化自身的精英地位。

在研究范式上从“理论先行”向“制度分析”的转变,此时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其意义远非争论出市场转型理论是对是错,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市场化改革发生的制度环境来谈论改革结果”的做法。

社会科学发展中最有意义的进步,往往发生在抛弃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转而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与多样的时候。没有一种因果机制和一个理论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真正值得挖掘的,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制度之间具体的互动机制是怎样的。若干“理论”的生产,是对各种不同的互动机制之间的共性的总结,而并非寄希望于发现某种普适性的机制。而后续的基于具体机制的实证研究,又会不断揭示和补充先前理论的不足,推动学术发展的车轮。

这段学术论争,也让我们更能看清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早期确实为旧体制下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家致富的通道,从而打破了既有的阶级格局。但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成了市场游戏的最大赢家。

参考文献

  • Walder, A. G.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253.
  • Walder, A. G.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6), 89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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