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4)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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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三部分

四、制度比什么都重要(上)

在1996年那场盛况空前的论争过去三年后,倪志伟曹洋试图将制度分析的元素纳入市场转型理论的框架之中。在修补后的理论框架中,制度环境是重要的,但制度环境只影响经济转型的过程,而不影响最终结果。在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到“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渐变过程中,具体的制度环境会导致政治精英保有不同程度的经济特权。但他们依然坚信,随着市场成分扩张,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会不断减低,如大浪淘沙般,政治精英所占据的社会金字塔塔尖儿位置最终也会被新的市场精英取代。

简而言之,制度决定的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间状态”是什么样,而经济转型最终的结果则不受具体制度环境影响,依然是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共同终点。

对于这种观点,周雪光尖刻地反驳道,制度分析视角和市场转型理论的分歧势如水火,根本撮合不到一块去。他总结道:市场转型理论所看到的是,政治和市场存在且仅存在“谁来配置资源”的竞争关系,经济转型被简化为从政府配置资源走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而制度分析则强调政治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多种多样,政府和市场不仅能够相互竞争,还能够互相支配、互相利用、互相依附、互为因果、相互割裂,而恰恰是具体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具体关系究竟兑现哪一种可能性。

在实证方法层面,周雪光还否定了最初由倪志伟提出的通过跨地域比较来验证市场发育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方法: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取决于各地不同的“市场化程度”,还取决于各种不胜枚举的制度环境变量,在不控制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观察到各地区社会收入结构确实有差异,也不能指出这些差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

在周雪光看来,考察经济转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只能比较不同时间节点上同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而不能比较同一时间节点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通过对1993-1994年在全国20个城市收集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周雪光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权力和国有部门的相对收入回报始终居高不下,但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确实不断增加。

“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不断增加”看似支持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假设,但周雪光指出:谁说这一结果一定是由市场转型导致的?如果是政府、国有部门在选聘、晋升机制中越来越看重官员的受教育程度,那么也能导致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不断增加。完全不同的自变量通过完全不同的因果机制都能导致相同的结果,想要摸清真正存在的因果机制是什么、到底是市场还是其他制度变量在起作用,唯一的手段就是扎实的制度分析。

吴晓刚谢宇通过分析1996年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中的城市数据,为周雪光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吴、谢确实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逐渐提高,而在非市场部门停滞不前。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一变化不是由市场本身的发育导致的,而是由于市场部门和非市场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变化导致的。市场部门在城市刚刚发育之时,进入市场部门的劳动力通常是被逼无奈、甚至是被非市场部门赶出来的(比如下岗工人)。对于这部分进入市场部门的劳动力而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都很低。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在体制内有安稳位置的人士嗅到了市场中潜在的巨大机会,自愿地离开体制、进入市场部门(下海)。一方面。这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另一方面,这部分人在市场部门的经济收入也高于他们在体制内的薪资(他们正是因为看到这点才选择离开体制的)。这两种机制混合在一起,呈现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逐渐提高”的表象,但其内在根源并非市场逐渐发育完善、变得越来越“公平”、重视“真才实干”,而是因为在特殊的劳动力流动制度之下,进入市场部门的,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继续阅读第五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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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u, X., & Xie, Y.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425-442.
  • Zhou, X.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135-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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