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2)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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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一部分

二、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市场转型理论的简单论断,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实证研究的质疑。戴慕珍(Jean Oi)林南所做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是其中的有力代表。民族志田野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用田野中活生生的、实打实存在的实证机制,破除理论建模的不接地气,也避免了定量分析对现实过度剥离而得出的偏颇结论。

戴慕珍的研究发现,农村告别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繁荣,进入乡镇企业林立的工业化阶段之后,基层政府在各种制度激励下,以经济发展、财政增收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职责,在刺激辖区经济增长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基层政府追逐物质利益的一面被大大强化,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被降至形同虚设的状态,导致基层政府“公司化”,形成“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官员的权力没有丝毫的减弱趋势。官僚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新的市场体制恰恰赋予官僚更加强有力的支配经济运行的手段。戴慕珍的研究表明,在农村迈向工业化的阶段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但没有减弱官僚阶层的重要性,反而有所增强。

同样分析农村工业化,林南对大邱庄的田野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决定经济如何发展和社会结构如何变迁的并非仅有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因素。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不仅有市场的力量,土生土长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宗族、村治)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同样被大大释放出来。因此,市场改革并非是从“政治权力决定一切”转变到“市场竞争决定一切”的简单过程;市场改革的道路究竟往哪儿走,取决于社会制度。市场转型理论,把本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简化成了政府、市场之间的“两点一线”。

以上的实证证据都来自于农村,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边燕杰John Logan通过对天津市民1978-1993年间收入数据的分析,发现随着经济改革深化,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收入水平依然显著高于其他部门,另一方面,“真才实干”(还是以受教育程度衡量)所获得的收入回报也确实不断增加。这说明在当时,政治权力和“真才实干”都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被削弱、真才实干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结果并不准确。这一发现虽然不能否定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已经说了,政治当权者的没落是随着市场缓慢崛起的渐变过程),但至少说明,市场转型理论的预言想要变现还为时过早。

除去这些实证层面的挑战,在理论层面,市场转型理论受到了Rona-Tas的猛烈攻击。他首先指出,市场转型理论在实证层面上,根本没有办法被证伪。如果有研究者发现政治精英的经济地位确实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在下降,那么市场转型理论就获得了支持证据;如果有研究者发现政治精英的经济特权依然坚挺,那么市场转型理论可以辩解道,这一类发现只能说明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时,所以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依然丰厚,等到市场化改革完全的那一天,这种经济回报自然消失。

在以上介绍的实证研究中,除了林南的研究触及到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问题外,戴慕珍、边燕杰和John Logan的发现其实都可以通过以上方式被市场转型理论解释。也就是说,无论哪种实证发现,都不能证明市场转型理论是错的。一个不能被证伪的理论意义何在?

继而,Rona-Tas提出了与市场转型理论针锋相对的权力兑现理论:市场扩张虽然弱化了政治权力直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寻租机会(比如市场准入、政策优惠、行政执法),政治精英可以积极应变,将政治权力通过寻租经济回报,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精英。也就是说,旧体制中的精英在转型过程中被再生产了出来。

Rona-Tas同时指出,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不同的,但这种变迁趋势与市场转型理论所刻画的正好相反。在改革早期,市场仍然不成气候,只是小规模地“侵蚀”计划经济,市场活动风险大而回报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旧体制中身无长物、走投无路的社会群体才会被逼无奈涉足市场活动(比如成为个体户),以求得改善生计的一丝希望。随着他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得物质回报,这时候人们可以观察到,社会不平等的差距被缩小了,政治权力的相对收入回报有所削弱。但随着市场改革越演越烈,各项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国家的政策支持越来越多,市场活动变得更加“安全”,风险小而回报大。这时候,之前在政府部门、国有部门持观望态度的政治精英便会纷纷踏入市场领域(比如自己或家人下海),凭借政治权力所带来的数不胜数的寻租机会,将手中的权力兑现为物质资本。

按照这一理论,倪志伟在1985年那批数据中观察到的,不过是市场改革早期“侵蚀”阶段的特殊现象,而倪志伟却把它当成了社会转型的终极走向。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精英的经济、社会地位先提高,后下降;权力兑现理论却断言,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精英的经济、社会地位先下降,后提高。

(继续阅读第三部分

参考文献

  • Bian, Y., & Logan, J. R.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739–758.
  • Lin, 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3), 301–354.
  • Oi, J.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 Rona-Tas,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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