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1)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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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剧变。这一变革为众多社会学家带来福音:比起变得日益稳定、无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更有趣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家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经济转轨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市场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在改革这盘大棋中,赢家和输家各是什么人?旧体制中的精英们都去哪儿了?针对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学界曾经洋洋洒洒地打了十余年口水仗。这一组政见专栏,以分阶段的章节形式,力争展现这场争论的精要。

一、普适理论的冲锋号

对于转型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论争,滥觞于华裔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在1989年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

在倪志伟看来,市场化改革使整个社会从一种特定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特定状态。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和产品分配完全是由政治权力完成的,所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阶层无疑是整个社会金字塔塔尖儿上的群体。

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取代了政治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市场化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是在旧体制中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毫无配置权的直接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工人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根本不存在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相应的,官僚手中的权力则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寻租空间也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也就是官僚)阶层会逐渐解体,他们大部分会被挤出社会上流阶层,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换句话说,旧体制和新体制中的精英阶层,几乎是两拨完全不同的人。

倪志伟在提出市场转型理论时,脑中所想的并非只有中国。在他看来,市场转型理论应该是一个“普遍真理”,适用于任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最让人激动的是,虽然这个普遍真理简单到只包括了一个自变量(市场化改革),但看起来牢牢抓住了宏大复杂的历史变迁底下的本质——用最简单的模型创造普适的巨大解释力,无疑是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

在1989年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倪志伟用1985年在福建两个村儿收集的数据作为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支持。要为看起来全知全能的市场转型理论提供支持,这样的实证证据未免有些单薄。在数据分析中,倪志伟发现,市场改革导致“真才实干”(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收入回报不断增高,而农村中的自谋职业者和个体户所获得的相对收入回报已经和掌握政治权力的干部不相上下。也就是说,至少在倪志伟所调研的农村场景中,市场化改革确实大大提升了原先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减小了政治权力的相对重要性。

但1985年这两个村儿的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并不足以旗帜鲜明地支持市场转型理论。1991年,倪志伟在另一篇论文中呈现了数据分析所获得的另外两个结论:农村干部或其家人涉足做买卖的概率显著高于一般人,这种“干部-个体户”杂交体比一般的个体户收入丰厚得多。

这种“杂交精英”的存在让倪志伟不得不对市场转型理论做了修正:政治当权者的没落是随着市场缓慢崛起的渐变过程。在改革初期,政治权力依然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这种物质回报在短期内甚至会被放大。但随着市场不断发育成熟,政治权力的弱化是如滔滔江水般不可阻挡的大势。也就是说,按照修正后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型过程,道路是曲折的,但终点是确定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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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681.
  • Nee, V.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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