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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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条扁担,据说是朱德的,后来却又成了林彪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们,对那充满时代气息的课本可能还记忆犹新。很多没有亲历过红色年代的人,对那时“多变”的课文可能也略有耳闻。这根令人啼笑皆非的扁担,是教科书被政治左右的缩影。

小小的课本可以看出大名堂,从国际局势,到当下的政治生态。几十年间,从刚开始黑白分明的两派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后来的三个世界——以苏美为首的第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辅的第二世界、以及由中国带领的其余的第三世界,都可以从当时的课本里窥得一斑。

新中国政府对课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1950年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里,编辑大意一栏写到:“无论什么科目,一定要达到政治教育的目标。” 在这样的指示下,编辑部觉得韦息予的《外国地理》一书就有许多地方不对:苏联怎么可以和美英相提并论呢?这分明是敌友不分嘛!于是,许多一直沿用的课本便需要大幅度修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格外强调,连“经济地理学”也被加入了课本中。

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课本编制则宽松不少。尽管挂着“党化教育”的牌子,并要求国民教育和孙中山思想看齐,但国民党当局对课本内容检查得并不是很严,编辑们也往往是嘴上同意,阳奉阴违。

在南京政府治下,尽管课本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入侵拉丁美洲,但美国并没有被形容成中国的敌人。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占领过中国领土,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十分憎恨美国。再加上许多知识分子曾经留学美国,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而俄国则因侵占大量中国领土,在人们心中印象不佳。如何将人们的敌友认知“纠正”过来,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任务。

在中共眼中,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以死对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及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突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胜利,在1950年版的《国外地理》中,有整整两章描述苏联作为世界领头人的内容,并引入了一个新的国家分类:“新民主国家”,也即蒙古、朝鲜、北越、以及东欧,它们和西方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旧民主国家”形成对比。在1953年的再版中,世界诸国是按照政治地位排序的,苏联第一,而美国,自然是被丢在了最后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课本里更是掀起了一波反美的浪潮。那些黑白分明、针锋相对的观点,从充满时代气息的用词里可见一二。茅盾在《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一文中充满讽刺地写道:“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全世界人民都蒙受它的福佑……”然后笔锋一转,指出美帝国主义其实是“希特勒的孝子玄孙……杀人魔王,吃人生番,他们的统治阶层疯狂又无赖”。这种极端的语言,后来不仅仅被用于美帝身上,还被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其他“敌人”。

对美国的黑化还可以从一首名为《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的诗里体现出来。这首诗的开头展现了一幅美妙的场景:

八月里的一个早晨,
我走过一条清清的小河旁,
河水淙淙地流过田野,
带着唱不完的歌声奔向远方。

河岸上密密的松树林里,
是夏令营白色的蓬帐。
一群少先队员奔到河边,
满身披着金色的阳光。

朝霞对他们微笑,
晨风向他们鼓掌,
孩子们追逐着绿波,
小鱼跟在后面来回游荡。

随后笔锋一转,描绘出了一副可怕的景象:

如今,我要告诉你们的
是另外一条河的故事,
这条河不在中国,
它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在同样的八月的早晨,
这条河里浮起了一个孩子的尸首!

他的头上被射进了一颗子弹,
他的脸上被打的稀烂,
他的衣服被剥的精光,
他的全身都是重伤。

满是尖刺的铁丝,
一道一道地
捆住了他的身体。
铁丝上还吊着个铁滑轮哪,
杀死孩子的凶手,
还想把他的尸首沉下河底!

这首诗披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但其重点在于:诗的开头对“少先队员”生活的描写和后面的美国社会形成巨大反差,突出了中国的进步和美国的落后。类似的设计屡见不鲜,一道小学数学题提到:苏联发射的第三颗卫星载重1327公斤,美国却只有14.29公斤,请问二者相差多少?而在另外一本课本里,则写着:“中国的小麦产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在这段时期,课本里除了美国的形象漆黑不变外,对其他地区的描写一直在变化着。1950年初,在所有亚非拉国家中,只有朝鲜出现在中国的课本里,非洲和拉丁美洲仅仅出现在地理课程里,并且篇幅不多。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新中国正式亮相国际政治舞台上,于是1955年的历史课本里加进了新的内容: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以及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之后,关于第三世界的内容逐渐增加,语言也逐渐变得好战。1962年版的地理课本里采用了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的诗《美国佬,滚回去!》。到了1964年,更是有《向瘟神开炮》,这是一首关于“解放台湾”的诗,结尾为:

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向艾森豪威尔,
向美帝国主义,
开炮!开炮!开炮!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的说法是在1974年,但“三个世界”的理念早就悄悄在课本里成型了。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在中国课本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刚开始的满满两章,到欧洲诸国一章中的一部分,最后沦为课本最后一章中被谴责的欧洲诸国中的一小段。在文革时期的版本中,阿尔巴尼亚取代苏联成为了“欧洲社会主义的亮光”。在《初中世界历史》里,1960年版用了整整20页来描述二战后的历史;到了1963年,只剩下了4页,其中只有短短一段话介绍了苏联击败纳粹主义,以及它的五年计划,更是删除了“苏联带领社会主义阵营”这句话。

苏联在中国课本里失势后,第三世界也没能填补老大哥留下的空白。在五十年代后期还充满荣耀的万隆会议,到了六十年代却变成了尴尬的存在:印尼和阿尔及利亚的亲华政府全部被推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又打了起来,在抗美援越中,还因为援助的关系和越南一度闹僵。世界历史课本的最后一章越来越短,到了1963年,对现代历史的介绍直接停在了1950年而静止不前。

课本换得再快,也快不过当年的世界形势变化。1965年初,教育部决定,世界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还是太多了,于是干脆将世界史这门课暂时叫停了事。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课本里的民族主义既连贯,也有变化。课本对美国的批判是一成不变的,对苏联老大哥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位置的描述则是从跟随苏联蜕变成独扛社会主义的大旗。文革中处处可见的尖锐语言,更是可以从六十年代的课本里看见影子。

从八十年代起,课本终于开始多样化,政治性也减弱了。“阶级斗争”、“反革命”和“革命”这样的字眼从课本里消失了,课本里体现出的世界观也不再是非黑既白。

显然,五六十年代的课堂语言和现在相比,似乎多了一种针锋相对、黑(红)白分明的意味。有学者认为,这种立场明显、非黑即白的教育意在凝聚民众的力量,以加强主权,联手对抗外敌。如果说尖锐而立场鲜明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居安思危的表现,那么当今逐渐温和而多元化的课本,是否说明当下中国对自己的内在力量更有信心了呢?这还需各位读者自己来判定了。

参考文献

  • Yu, M.-L. (2013). From Two Camps to Three Worlds: The Party Worldview in PRC Textbooks (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682–702. doi:10.1017/ S03057410130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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