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营到党管:报业转制缘起国民党治下

□“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Newspaper-Industry

1949年后,中共新政权对大众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其中,旧报业被改制成各级党委主管、以党报为统领的新型国营报业体系。然而,从民营向党管的报业转制并非突然发生,而是随政治、社会变迁有其历史源起。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陈细晶(Sei Jeong CHIN)《中国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以1937年至1953年的上海报业为例,分析了新中国报业从民营向党管转制的源起。在陈细晶的研究中,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报业格局中权力结构的变迁——资本家对报业的影响力骤降、同时国家管控权力的上升,成为新中国报业成功转制的关键性历史因素。

抗战爆发前,尽管存在国民党方面的新闻审查机制,上海报业仍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并控制。1937年上海沦陷后,报业结构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大部分战前活跃的民营报纸被归于日军或汪精卫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大大削弱了上海报界资本家的影响力。1941年,日军占领包括租界在内的上海全境,控制并压迫上海报刊的抗日宣传,进步的民营报刊几乎全部被停办或查抄,资本家被迫撤离报界。彼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申报》、《新闻报》也难逃厄运,在日方操纵下刊登大量日本报刊的社论和文章。政治威权强行统治了上海报业格局,民营报刊被拷上权力的枷锁。

其次,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上海报业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政权获取印刷材料维系其出版、发行。这其中不仅有日方直接的参与,同时,汪精卫政府也先后设立了一系列出版统制机构,如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国文化总会等,统管印刷机器设备及纸张的采购分配,进行出版宣传业务的控制。战后,国民政府同样通过国产纸的配给制度来限制新闻出版,报业生存空间遭受到持续挤压。

抗战结束后,上海报业已全然不同于战前繁荣的民营景象。由于战时日军控制,资本家对报业的影响力所剩无几,国民政府顺利接管了上海的整个文化产业,限制甚至“党化”民营报刊发展。以《申报》为例,国民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成立以CC系要员潘公展为主任的申报报务管理委员会,对其实施管控,《申报》完全被国民党CC系控制。至1946年5月,国民政府强迫史泳赓出让51%股份给政府,实行官商合办,彻底改变了申报74年来的民营性质。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后上海报业产生持久影响的政策之一是建立报业计划、协调组织,即上海新闻党团的成立。作为一个上传下达、上令下行的国民党中层工作组织,国民党中央的权威机关直达参会各报,上海的各主要新闻媒体, 无论官方民间,统统被置于党团的掣肘之下。

陈细晶认为,战时的这三个重大改变:资本家退出与强权的介入、国家分配印刷材料从而控制出版,以及官方管理报业的计划协调组织,形成了上海报业格局中政权取代资本进行统治的权力结构。这一结构随着战争结束逐渐加强、巩固,使得共产党建政后上海报业能够顺利地、少有抵抗地完成国有化转制,接受了共产党的管理。

换言之,共产党对报业的改造,是同193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相承接的。
【参考文献】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 Industry, 1937–1953,Sei Jeong Chin.China Review, Volume 13, Number 2, Fall 2013, p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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