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并未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政见”观察员 张跃然

Urban Labor Market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存在明显差距。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只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在本质上依然如旧。

这项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陆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丰合作完成。两位研究者分析了1995年和2005年在上海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系统抽样社会调查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社会调查的时间点,恰好落在国有经济部门改制和市场化改革在城市大幅开展之前和基本完成之后。

数据显示,在1995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显著。这一发现本身并不令人惊讶。1990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基本上仍在“单位制”的覆盖之下,主要供职于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公有部门。由于这些公有部门基本不在外来务工人员当中招工,外来务工人员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私有经济部门。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地位不平等的体现。换言之,外来务工人员在经济上的弱势,是由政府对公有部门的保护和对私有经济的打压而间接造成的。

那么,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私有部门不断壮大,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经济地位是否变得更加平等了?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从事行业等变量之后,对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在2005年,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月收入水平没有明显差别。看起来,如“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市场力量的深化似乎带来了社会平等。

但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将“所有制部门”这一变量加以控制之后,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月收入水平又变得显著起来,而且显著水平和1995年属于同一量级。换言之,当同等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供职于同一所有制部门时,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薪水。

即使将私有经济部门单独拎出来分析,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收入鸿沟也未能填平。这意味着,市场扩张和私有部门的壮大并没有减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市场化改革展开之前(1995年)相比,十年的经济体制转轨仅仅改变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之间经济不平等的形式(从公私部门的简单二元对立变为各个所有制部门内部的不平等结构),而并没有弱化其本质。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的国企改制使得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了“单位”体制。相应的,许多城市居民自愿(“下海”)或被迫(下岗失业)地进入私有经济部门,和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直接竞争关系。在这一竞争中,外来务工人员成了相对利益受损的一方。

造成这一结果的机制,是市场、政府两股力量相互纽合的结果。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三十余年来未曾改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外来务工人员不仅与许多职业福利无缘,而且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化渠道。因此,雇佣外来务工人员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变成了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至上”的倾向又导致其缺少对企业进行监管的动力。

另外,面对被迫放弃国有部门“铁饭碗”的本地居民,地方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保护,由此催生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为本地居民自主创业、开展个体户经营制定的种种优惠政策。而外来务工人员在成为“个体户”的过程中,与这些优惠政策无缘。

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本地居民在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上的差距同样值得注意。1995年,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本地居民多11.8小时/周。到200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6.9小时/周。2005年,77%、96%的城市本地就业人口分别拥有正式合同、社会保险,而只有39%、19%的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同样待遇。

这一研究虽然只是基于上海一个地区的数据,但我们也能从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决定当今中国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不再仅仅是政府或仅仅是市场,而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了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表明了政府继续推进市场改革的决心。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依然扭曲的情况下,市场的扩张无益于缓解社会压力。政府需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的竞争舞台,并防止过度市场竞争造成不平等加剧,从而和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Lu, Y., & Wang, F. (2013). From general discrimination to segmented inequality: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6), 1443-1456.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