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年会专题】政权合法性来自绩效?

 

从“中国崩溃论”到 “中国模式”,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政体未来命运的争论持续不断,而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合法性”。中国的政权合法性何在?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中基于“民意授权”的合法性模式,绩效合法性能支撑中国未来政治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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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政治科学年会上,格拉斯哥大学三位学者孟路(Neil Munro), 杜珍(Jane Duckett), Kate Hunt与曼彻斯特大学教授Matt Sutton结合三个实证研究的调查数据,对中国是否享有“绩效合法性”作出了探讨。

在政治学理论中,“合法性”(legitimacy)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指政府和法律的权威被民众认可的程度,并按其来源分为传统型、超凡魅力(克里斯玛)型与法理型三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对此进行修改,将意识形态、法治选举与绩效作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性来源。他联系中国的历史模式,将“绩效合法性”追溯至传统的“天命观”——天命无常,统治者只有履行职责治理好国家,才能承续“天命”。而这种以绩效为主导的政权合法性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在本次研究中,“合法性”这一概念被分解为两大维度。一是政治信任,包括对党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军队、法庭、公务人员的的信任;二是对政体的支持满意度,调查人们对这种说法的支持度:“不管有什么过失,我们政府的组织形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最好的。”

四位学者发现,近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而政治民主化程度则与之形成反差。与此同时,多次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政体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亦即享有较高程度的合法性。那么,合法性来源如何?统治绩效是否是影响民众的支持的主要因素?

他们选取了过去十年中中国内地的三份实证调查数据,其中两份来自2002年与2007年的“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asianbarometer.org)报告,另一份是2012年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针对中国医疗互信评估的报告((www.gla.ac.uk/petu)。

通过对“合法性”两大维度与四个假设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学者们发现:在2002-2012十年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虽然较高,但整体趋势走向中等适度,同时异议增多。绩效是影响较高合法性的主要但并非唯一因素。与大多数定量研究发现不同,这项研究结果显示:政治绩效比经济绩效更能影响民众的支持,政体满意度方面则取决于民众对政治自由与法制建设的重视。

从影响合法性的其他方面看,十年间,意识形态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开放,价值观复杂化,虽然目前没有严重冲突,但未来很有可能因冲突增加影响政体支持;大众媒体最为影响政治信任,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政治信任很难通过简单的信息“灌输”模式获得。个人环境方面,生活满意度的增加、个人定位的提升等则有利于较高的政体支持。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基于调查数据的相关分析在个别问题上无法解释与调查结果不一致的地方。研究最后指出,在目前依赖于绩效合法性、尤其是政治绩效越来越关键的模式下,中国政体在面对民主政治改革失败的风险时仍然相对脆弱。

【参考文献】
Neil Munro, Jane Duckett, Kate Hunt and Matt Sutton(2013).Does China’s Regime Enjo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Surveys from the Past Decad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31, 2013,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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