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状:三本中日关系著作推介

strongsoceitysmartstate

1、《强社会、智国家:中国对日政策中舆论的崛起》

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这本出版于2012年的著作以中国社会舆论与政府对日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观察中国政府在社会反日情绪高涨的状况下如何管理舆论潮流,并推动政府既定政策。

詹姆斯·莱利指出,中国反日舆论大多非政府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交决策。不过,学者在分析这种影响时往往忽略系统性分析,仅仅就事论事。基于此,莱利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互动周期模式”(Cyclical model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s),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采用一种“应激式的威权主义”来适应并回应“斯巴达式的公众情感”。在舆论情绪高涨时,顺应潮流,推出部分政策响应民众呼声,随后在采取措施,推行理性外交政策,呈现一种“弹性战略”。

这本书梳理了1949年到2010年之间的中日关系,并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做了详尽描述,同时着重分析21世纪头十年的中日关系。莱利指出,最近十年中日关系特点是中国反日情绪达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点,代表事件包括钓鱼岛争端、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以及日本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在对这些事件的案例分析中,莱利着重观察公众情感与政府决策的互动,特别是在反日情绪高涨期间,政府的宣传机构如何与媒体互动,以服务于国内和外交政策需要。

莱利还将中日关系与1999年至2001年之间的中美关系进行比较。在炸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南海撞机等事件的影响下,反美公众情绪也达到特别的高度。中国对美政策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莱利提出的“国家—社会互动周期模型”的分析可行性。

从方法论上看,莱利在书中采用了访谈、舆论调查,同时搜集了书刊和媒体的汉语文章。同时,他还分析了网络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居住,获得大量一手资料。然而这本书的遗憾在于,分析到2010年戛然而止,没有涉及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扣押一事及以后的中日关系事件,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现阶段中日关系所处阶段性特征的起点。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2、《痛苦之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

R. Keith Schoppa ,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46 pp.

1937年到1945年,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回忆。电影《1942》也关注那段时间中国百姓的苦楚。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历史系教授萧邦齐(Keith Shoppa)的新著《痛苦之海》也把目光锁定浙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难民身上。

萧邦齐在著作中讲述了浙江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许多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改革和革命中起到很大作用,包括在中日战争中展现的御敌精神。不过,萧邦齐提出,民族主义在这些难民的故事中难以寻觅,人们充满故土难离的忧思,但对于国家的节节败退难以顾暇。政府的宣传对于基层民众效果不大。萧邦齐的解释是“在任何战争中,首要目标是自保……在极端紧张和害怕的情绪中,国家可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萧邦齐对于难民情况的关注弥补了学术界在研究中日战争时很少顾及的一个领域。不过,在那场战争中,数百万中国人在从日本侵略区转移到四川等西南省份。这种长距离、长时间的移动是如何实现的,萧邦齐在书中并没有讨论,仅仅是关注与浙江一省的情况。

battleforchina

3、《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1937年至1945年)论文集》

Mark Peattie ed.,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这本论文集出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主题是中日战争历史。论文集的初衷在于:西方学术界远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性,应该有学者对中国军队与日军的作战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论文集文章分为战争开始阶段(1937年至1938年)、战争中期以及1944年至1945年日军的进攻态势,主要分析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情况、情报工作、军队组织结构、内部政治环境等方面。

美国学者Stephen MacKinnon的文章讲述了1938年中国军队在徐州和武汉的胜仗,分析这支队伍与保定武备学堂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把胜利的原因与指挥官陈诚联系起来。日本学者Hagiwara Mitsuru和Edna Tow把日军轰炸多个中国城市和战时首都重庆称为战争史上第一次空军发挥重要作用的战例。日本学者Hara Takeshi和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奇生合作的论文认为,国民政府与日军作战影响了中国内战中的力量对比状况。

这本论文集没有直接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不过,不少文章分析,中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界限模糊。中国一方动员大量农民参与游击战;而日本一方采取“三光政策”,残酷对待中国民众。但是,论文集几乎多数文章关注与日本空袭的威胁和对城市的打击,忽略中国北方农民战争。

论文集的重要关注点是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开头就引用日本当时的驻华记者1928到1932年常驻上海的《朝日新闻》特派员尾崎秀实的评论,认定“中国将是二战的重要舞台”,但这一观点没有在书中系统性展开论述。

只有日本国防学院Tohmatsu Haruo的一篇文章对中国战场地位有所涉及。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太平洋战争影响了中国战场,但中国战场没有影响太平洋战场。换言之,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高于中国战场。Tohmatsu的数据认定,1941年,三分之二的日本兵力部署在中国战场,1943年,三分之一的兵力在中国。日本空军在中国的消耗导致他们无力在太平洋战场部署更多空军。1942年,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占领的领土是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倍。被中国牵制的日军无力回防本土,这部分军队的开销是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支出的8倍。

事实上,Tohmatsu的数据反而证明:他自己关于中国战场重要性不如太平洋战场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

在结论部分,Hans van de Ven在文章中认为,要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战争,正确对待中国战场的重要性。Ronald Spector也在自己的部分强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贡献。不过,论文集在这方面没有更详细的文章,特别是没有讨论国共双方在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以及这种对比对随后的内战造成的影响。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