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中的中国:从被动到主动

□“政见”观察员 袁幼林

North Korea Knowledge Smugglers

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再次引发了世界对于朝核危机的关注。中国对此事件的回应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在1993年以及2006年,分别发生过两次朝核危机。中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应对措施分别如何?这又映射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会长,国立仁川大学政治学教授Hochul Lee《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通过对中国在两次危机中具体行动的对比,认为中国从一个小心翼翼的幕后协商者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构建者。作者认为转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国家身份和自我认同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大国的变化。

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起因是朝鲜在1993年3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意向,美国立即回应称将此事提上安理会议程,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1993年5月、1994年5月和6月,中国三次警告朝鲜不要跨越红线和期待中国无限的支持。在巨大的压力下,金正日最终被迫邀请美国总统卡特前往平壤进行谈判。

在第二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于2003年初爆发后,中国在2003年4月即邀请朝鲜和美国前往北京共同协商,并且开展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其后,中国屡次更加强硬地对待朝鲜并且积极主持六方会谈。从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将问题交予美朝双方解决,到第二次的积极协调美朝双方并且推动对话进程,中国从“被动外交”走向了”主动外交“。

学者在分析中国在第二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中的积极行动时,通常将其归因于中国的战略和安全考虑,即保持朝鲜作为缓冲区,保证东北亚稳定,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避免因其产生的日本韩国研制核武器的多米诺效应。这些国家利益使得中国必须主动插手朝核事务中。但是本文的研究者认为:考虑到在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在两次危机中截然不同的作用。

作者指出: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由利益和身份两者共同影响而成的,因此在两次朝核危机中国利益相同的情况下,转变的原因来自于中国国家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转变——所谓的国家自我认同指的是国家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体现出了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

作者注意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按照着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处理国际事务,真正的转变来自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抵制国内的经济压力拒绝将人民币贬值,最早脱离了经济危机并且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援助和低息贷款,得到了地区内的认同以及鼓励。这给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中更多的信心,促成了中国向“负责任大国”的转变,也导致了中国在两次朝核危机中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Hochul Lee,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es: ‘interest’ and ‘identity’ in foreign behavior (201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2, Issue 80, pages 3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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