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书情(2012年12月-2013年2月)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的3个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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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By Joseph Fewsmith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已经尝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增加民众的政治参与,减少基层官员滥用权力,不过这一进程谨慎而缓慢,有些方面还发生了倒退。曾经长期关注高层政治的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近五六年来将目光投向地方,他到对温州、温岭等地的考察,从基层政治的研究入手,写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一书。

傅士卓试图在这本书中解答这一问题:创新改革的诱因已经很充分,却为何没有足够的力量延续深化改革?通过研究一系列改革“样本”,揭示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以及各级地方官员的行为动机,傅士卓指出:此类改革会深刻影响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因为它要求地方官员更多地对公众负责,而非上级部门。全书共分为五章,分别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问题、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自上而下的发展、党内民主、温州模式和温岭模式。

在今年初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傅士卓对书中的观点作出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对于基层政权来说,只需简单的“对上级负责”,尽可能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经济,这是高压之下的体系,“从这个逻辑点出发,中国的基层官员首先考虑的不是对基层民众负责。”于是,征地纠纷或其他社会治安事件容易成为导火索,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暴力冲突。

在书中,傅士卓留意到一些地方为改变这种状况所作出的尝试,他剖析了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基层民主选举等制度化的尝试。新河镇还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引入民主恳谈,傅士卓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尽管有地方试点的存在,傅士卓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直言,他并没有看到中国从底层开始发生系统性转型的可能性,“中国如果有系统性的改变,应该是自上而下的。” 同时,他对于中国实现“民主化”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傅士卓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中还指出,与其强调“投票选举”的民主,还不如期待中国出现更自由化的政治体制,比如在基层政权中吸纳民意参与到政策决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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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 著

作为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并且曾经投身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浪潮的学者,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的朱嘉明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给处于改革深水区之中的探索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本书收入的文章不多,只有三篇——一篇2011年的访谈,一篇是2012年的演讲,还有一篇半年多来记录的笔记,但观点和思想密度非常高,涉及到了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一篇《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基于台湾《思想》杂志的这篇访谈,从朱嘉明的个人经历入手,从他经历的文革、改革开放等大事件中,寻找共和国历史的逻辑,也探讨了中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已经被谈论太多,朱嘉明在访谈中指出了过去三十年积累的各种负面后果,包括水资源和土壤破坏等生态危机、以SARS为代表的公民卫生和健康危机、制度性贪腐等社会危机、福利水准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还有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朱嘉明说。“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

第二篇题为《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则追溯到建国前,讲述共产党如何通过革命、改革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对当下的制度作出反思。

而最后一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主要着眼于政经关系和改革方向,系统简要地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垄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公司化、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镇化、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中国和全球化八个问题,每一个都戳中当下改革的要害。

“如果把‘改革’比喻为行驶了三十五年的一辆列车,十几亿人是乘客,政府是车组人员。车组人员已经更换多次,车体很少维修。乘客从失望到绝望,却依然不知道这趟改革列车还要走多久,尽头在哪里。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要面对如何把列车从歧路搬回正轨的时候了。否则,列车越走越远,难以避免出轨倾覆的危险。这样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和国家所承担不起的。”在本书的前言中,朱嘉明写下了这段恳切严肃的话。

钱永祥为本书所作的,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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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
李成 编著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往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增长被视作改革发展洪流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指哪些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两年前编著出版了《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这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著作之一,此书的中文版新近出版。

李成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近二十年。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1996年,李成曾经试图出版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兴起的著作,却被出版商回绝,在外国人看来,那时中国还不存在中产阶级。十多年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已经被讨论得沸沸扬扬,讨论的范畴不仅局限于社会机构和经济格局,人们开始关注其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其中不乏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对比。

李成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2.43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3%。在这本书里,作者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审视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演变,讨论中产阶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构成如何,他们是否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对政治的认识和世界观是否相对统一,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区别。

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2010年底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围绕本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李成乐观地认为“长远来看,在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诸多力量中,或许没有哪支力量比以爆发式快速增长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更为重要”,“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很快会成为一股促进政治革新的关键力量。”

李成在演讲中表示,国家垄断、国进民退、“黑领”阶层的出现都会让中产阶级感到不满,而中央领导层也似乎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潜在的政治力量。他还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或有助于促进和改善中美关系,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已具备相对成熟的世界观,能更深刻地理解国际合作的作用”。

不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Martin K. Whyte)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作用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这场研讨会中指出,中产阶级除了迫切要求变革,或者是成为政治稳定的推动力之外,还有一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其过于庞大和多样化,无法发挥协调一致的作用,因此谈论整个中产阶级意义不大。

2011年,“政见”专文介绍过这本书的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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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ina’s Uncertain Future
By Jean-Luc Domenach

此前,“政见”书情介绍的大多是来自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这期书情将推荐一位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作品,主题是有关中国当下和将来在世界中的位置——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China’s Uncertain Future》一书最近翻译成英文出版。

杜明在本书研究的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衰落)、政府一再拖延的民主化,潜在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或是修正后的威权主义可能加强。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在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一系列成就取得进步,可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为艰难的发展时代。

他精准细致的分析抓住了中国精英面临的艰难抉择——他们要以创新和消费为基础发展经济,压力巨大,又要改善一个法治的、有公众参与的政治体系,他们还要重新思索民族认同和空间结构,寻找到一个更为积极的路径去面对世界的难题。同时,这些领导人还被腐败问题、暴增的城镇人口等问题困扰着。杜明挖掘了这些让人焦虑的问题,尝试提出了解决之道,他认为,中国的自信和安全感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强烈。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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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By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i Wyne

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新加坡从一个不起眼的效果变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地缘政治到经济、文化,它都处在中西方的交汇点上。李光耀亲历并缔造了这段历史,他被称为新加坡“国父”, 1959年到1990年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后来任内阁资政,期间经历了中美两国的多任领导人。 《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书集结了对李光耀的采访、他的演讲、撰文等,提供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比如,在提到中国的未来时,他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平等地共享21世纪”,并且为新中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战略建议。李光耀肯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也对其政治体系中的异常之处表示了担忧。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是李光耀这本书中谈论的话题,包括印度的未来、伊斯兰恐怖主义、经济增长、地缘政治和全球化、民主化等。

对中美两国现状和将来的种种剖析,都必然引向两国地位的较量,李光耀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是否还会以快于美国三倍的经济速度发展,成为一号经济强国?“中国是否渴求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第一大国?”“中国会像日本那样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吗?”

“如果只能问一个人,基辛格给出的答案是去问李光耀。”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Graham Allison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Robert D. Blackwill今年二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在李光耀看来,将来十年中国还将以几倍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领导人希望成为亚洲和世界的顶级强国,但中国不会简单地在美国缔造的世界秩序中谋求地位。“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且是作为‘中国’而不是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被世界接受。”李光耀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

普利策奖获得者Karen Elliott House在华尔街日报的书评中说,李光耀坦陈了中国的问题所在,法治的缺位、腐败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大众对于腐败问题的痛恨是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最大担忧。

李光耀还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福利国家、教育和自由市场等提供了坦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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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By David Shambaugh

“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中国对外投资、收购企业也不罕见,没有人能否认全球化浪潮全面袭来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国内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之下国力不断提升,甚至有人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现在,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为主动和果断,但它的影响力是否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在《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从五个方面回顾分析了中国登上全球化舞台的表现——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不满足于此,从非洲矿产、西方货币市场、中东油田到拉美农业产业,现在都有中国身影,但问题也无可回避。沈大伟指出,虽然中国的全球化存在更为广泛深入,但中国只是一个全球事务的参与者,没有掌握真正的全球权力——他因此把中国称为“不完全强国”(partial power)。比如,沈大伟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创新的缺乏,也不是作为“全球定调者”存在,虽然GDP数据显示其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社会分层又揭示了新的问题。

沈大伟分析认为,尽管中国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但已经显露出对于获得世界尊重的渴望,要实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提升自身的软实力,让自身文化吸引更多的关注、进行政治改革,改善公共关系等等。

英国《全球政策》杂志的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给那些鼓噪于“中国热”的人打了一针镇静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预示着全球体系的潜在分裂。不过,他也提出,到今天为止中国崛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全面,同时充斥着缺点和失误,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要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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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e China Fallacy: How the U.S.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and Avoid Another Cold War
By Donald Gross

在美国政府中,相信和反对“中国威胁论”的官员们各有其人。鹰派长久以来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亚洲,称霸世界,并且威胁到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很快摆脱了负面影响,甚至扮演起帮助一些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角色,“中国威胁论”因而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应对这些担忧采取了措施,但仍然无法打消人们的忧虑,也无法抑制中国的发展。

在前美国国务院官员Donald Gross看来,这些措施都还不够。他在《The China Fallacy: How the U.S.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and Avoid Another Cold War》一书中指出,美国不应该过多地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而应该按部就班落实政策。他从安全、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政策建议。

在安全政策方面,Donald Gross认为美国应该重回传统的政策目标,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思想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是吻合的。但Donald Gross又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并没有特意寻求无可争辩的霸权地位,只是在二战日本投降后顺势填补了权力空缺。

Donald Gross提出,中美关系应该出现新范式,来建立“稳定和平”这一基石——共存和更紧密的合作。他表示,两国应该签署新的框架协议,帮助建立新的双边外交体系。虽然发展互惠合作的关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样的关系是全球稳定和平的基础,“如果两国发生冷战,足以扼杀一代人在亚太地区所取得的进步。”

在这本书里,Donald Gross还剖析了中国带来的威胁和它的“和平崛起”政策,并且讨论了核优势、贸易逆差和人权等中美官员交流中经常提到的问题。中美关系如何导致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移,如何要求两国共同努力巩固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政策转移带来了什么,它对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的关系有什么潜在影响,也都是书中谈论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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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Hungry Dragon: 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Reshaping the World
By Sigfrido Burgos Cáceres, Sophal Ear

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对全球能源、自然资源和稀有材料的需求,尤其以对石油的需求为突出案例。中国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无处不在,从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世界格局或将因此重塑。作者还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做了全面剖析。

在本书的头两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与能源市场及世界的关系,同时研究了基于中国资源需求的全球地缘政治内涵。作者以安哥拉、巴西和柬埔寨三国为案例深入说明了这些问题。

当然,中国面对的机遇和风险也在书中有所涉及,尤其是它的能源安全战略如何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待解的难题,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传统强国发出异议的声音时,如何重新平衡这些关系;在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和贫困陷阱等背景下,获取自然资源所引发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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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马秋莎 著

要盘点“境外势力”给中国留下的财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留下的协和医学院一定不会被忽略。实际上,洛克菲勒留下的不仅是这座顶尖医院,它在慈善事业、乡村建设等领域亦颇有建树。美国欧柏林大学教授马秋莎所著的《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回顾了它与中国合作的漫长历史——立足于“改变”,基金会遭遇过成败得失,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洛克菲勒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海外基金会之一,1915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上闪光的宝石,1916年到1947年的32年间,基金会用于协和的拨款总额就达到了4465万美元。当然基金会不止关注精英的医疗教育,在中国的乡村也投入了热忱,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建国后,基金会虽然退出了内地,但改革开放之后,它又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到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与农科院、中科院等国内学术机构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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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边城对话:香港·中国·边缘·边界
彭丽君 编

香港回归十五年,与内地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内地”一词在香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国民教育”到“双非孕妇”、“奶粉水客”,这些都影响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有香港人担心,内地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香港作为金融港口的需求会渐渐地被忽视。

在《边城对话:香港·中国·边缘·边界》一书中,13位学者和专业人士从各自领域剖析了“边缘化”之于香港的含义,探索中港关系的多元性。

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都是从历史和地理的宏观角度探讨中国边界的构成,关注边缘论述的历史性,作者们跳出了香港,甚至追溯了从清朝到现在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纳入了西藏和台湾的鲜活案例。也有作者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出发,理解少数民族音乐在正统历史中的生存状况,探究统一文字背景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在第二部分当中,潘毅写的富士康、陈顺馨写的中国农村,则关注国内弱势群体的状况,借此分析边缘和中心的关系。

重头戏还是在中港关系的第三部分,周耀辉讨论香港流行文化的边缘化,马杰伟则探讨港人的身份认同,李祖巧从建制派的地位变化做了剖析。

编者彭丽君在导论中指出,“边界的生活容易被边缘化,但是又因着其他的权力因素影响,边界可以成为中心。香港人和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都生活在国家的边界,但香港的境遇特殊,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进步的指标,又或者,中国的沿海地区才是这个国家的中心。我们无法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国家边缘,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边缘生活的关心和阅读,发展一种比较理智的模式,反思自己跟权力的关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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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By Timothy Hildebrandt

虽然不少既有事实已经证明:NGO等社会组织有能力改变政治现状,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NGO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在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改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政治学讲师Timothy Hildebrandt在这本书里就讲述了这种不同以往的状况。不仅如此,他还探究了中国的NGO怎样适应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变化的利益需求,甚至为国家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中国NGO的成长壮大等于助政府一臂之力,而非削弱它的权力。

作者对比分析了中国的环保、预防艾滋及HIV、同性恋组织等三类NGO,但他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三类组织。“这本书是关于NGO在中国生存的复杂环境,以及威权政治背景下,国家-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一面。”作者在序言中说。

NGO为适应当下环境的行为,对组织本身有什么影响,对这个国家呢?他认为,中国的NGO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互相依赖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NGO的协助进行治理,尤其是在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个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另一方面,NGO需要政府释放足够的政治、经济、私人领域的机会来维持生存。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放宽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最新表态来自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申请登记,但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并不在此列。

此前“政见”曾经介绍过Timothy Hildebrandt的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的研究

 

【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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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ina on Film: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troversy
By Paul G. Pickowicz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的书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特聘教授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研究中国电影三十多年,他回顾了中国电影制作的发展历程,并认为它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紧密相关。在不同的阶段,毕克伟提出特定的关键词展开研究,比如20年代默片中现代婚姻的定义变迁,30年代电影里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三四十年代对夸张表现手法的追捧,还有40年代在日据时期的上海电影生产的政治化争论。作者还探究了内战时期电影的关键角色。

当然,毛时代的电影历史是一定要提到的。在这些章节里,毕克伟记录了那些与新中国格格不入的银幕上的传奇人物,在后革命时代为了继续获得关注,用艺术和政治武装自己的名人,60年代积极反抗文革极端产物的电影专业人士,等等。而毛时代之后,出产的电影有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宣泄,也有电影打了民运的擦边球,到了90年代,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渐渐兴起。

在漫长的电影史中,中国好像被卷入了看似无止境的战争、革命和冲突的社会变革里,虽然存在着审查制度的障碍,中国电影人还是会想法子在电影里表达政治观点,参与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经济议题的讨论。毕克伟没有回避中国电影人经常遭遇的痛苦的辩论和争议,反而以此入手作为一个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展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此书的评价是,“它就是历史、电影、政治、人性的万花筒,折射了近百年纷乱的图景,跨度非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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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By Huaiyin Li

我们读到的历史是如何写就的,它为谁服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在《Reinventing Modern China》中给出了答案。他剖析了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近现代史撰写的轨迹——无论什么政治背景,对抗、论争和妥协之后的书写是不变的主线。李怀印发现,尽管历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历史叙事有“现代化”和“革命”两大主导方式,到了1949以后,抑制浪漫主义的学科化叙事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激进化叙事相继出现,除了反映执政党内部的斗争之外,也揭示出历史学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在李怀印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史撰写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历史学家们开始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工具,重新书写宏大的中国历史,不同于以往强调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深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普通人,投向地方,投向大时代背后的日常社会。

但“历史如何书写”这个问题和历史本身一样,一直处于开放的被书写的状态。现在的历史学家需要在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之间找到平衡点,当然,他们仍在努力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它虽然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但并未消失。

 

【文体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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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oliticisation of Sport in Moder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Champions
By Hong Fan, Zhouxiang Lu

当人们讨论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中国能不能诞生怎么多奥运冠军时,当国家体育总局官员批评冬奥会冠军周洋不感谢国家时,体育和政治已经天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体育事业,更蒙上了浓重的政治化色彩。

爱尔兰科克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凡红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讲师Zhouxiang Lu在本书中,按照时间顺序检视了在历史、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体育。他们探讨了中国体育发展复杂的时代背景,比如 “两个中国”、冷战、文革等造成的影响,也挖掘了体育政治化的表现,比如体育政策和实践的苏维埃化和体育外交、体育军事化。当然,中国参加亚运和奥运,从屈辱战绩到耀武扬威的历史也被写入了书中,不可回避的还有政治与不光彩的兴奋剂策略等。像北京奥运这样的重要时刻,无疑是展示中国实力的一个大好平台。前任外长杨洁篪就曾经在2009年的记者会上说过,把奥运会搞好,2008年的中国外交就成功了至少一半。

两位作者分析了体育与外交、政治、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体育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体育政策制定者、奥运奖牌获得者和普通国人都是他们的访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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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e Party Line: How the Media Dictates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China
By Doug Young

曾经是路透社记者、现在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阳歌在《The Party Line: How the Media Dictates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揭示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本质角色。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抱有惊人相似的观点,因为他们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也惊人的一致。

在中国,信息这样流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最上层媒体代表官方给出统一口径,然后往下到达地方媒体,最后释放同样的信息。这样一来,中国人似乎就能在国内外众多事件中保持相同的“志趣”。阳歌认为,官方媒体不仅仅影响了舆论,更是在“创造”舆论,从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环境问题、中美贸易关系到SARS、北京奥运,挑选出的这一小部分案例已经足以阐明这个规律。

说起阳歌萌生写这个本书的原因,还得追溯到1980年代他刚到中国时候的经历。他在接受CBS新闻网采访时说,当时他游历了中国多个地方,发现各地的报纸看起来都怪异的相似,无论是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报纸头版有领导人的照片,有无聊的会议新闻,“有一种奥威尔的感觉”。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记者,才慢慢开始了解中国的媒体如何运作,也就找到了相似信息流动的规律。

不过,阳歌也承认,现在中国媒体已经非常多元,从传统的党报到风格类似西方的杂志都有,记者队伍也分化得厉害。另外,信息在互联网的流动使得这个畸形的系统出现了一些转变的迹象,网民们可以扮演政府监督者的角色,比如给穿戴奢侈的官员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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