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包瑞嘉:难安于象牙塔内的中国观察家

按:刚刚过去的2012年,有3位重要的中国研究学者告别了人世,他们的离开是学界的重大损失。“政见”团队特推出“逝者”专题,梳理他们的成就,评述他们的贡献,缅怀他们的风范。

□“政见”观察员 刘含章

2012年12月14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权威专家包瑞嘉(Richard Baum)在与癌症抗争数年后,在美国加州的家中离开人世,享年72岁。作为中美建交后涌现出的第一代中国政治研究代表人物,包瑞嘉的离开可以说是该领域极其沉痛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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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瑞嘉1940年在洛杉矶出生,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les),主修政治学。大四时为了完成专业要求而选修了一门中国政治课程,从此迷恋上了中国这个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既古老又神秘的国家。包瑞嘉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攻读政治学博士,完成学业后回到母校UCLA任教长达44年,直至去世。

在UCLA期间,包瑞嘉曾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 (UCL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主任,并长期支持邻近的南加州大学中美学院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hina Institute) 的学术活动。作为中国问题研究的带头人,包瑞嘉长期在多份学术期刊编委会任职,包括China Quarterly, China Information, Asian Surve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

在他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包瑞嘉主持研究课题逾50项,撰写学术专著五本,其中《革命的前奏》与《埋葬毛》被公认为研究毛时期与邓时期中国高层政治运作的权威著作。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问题学者,他的研究承袭了汉学研究的广袤深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刻见解,并同时注重从政治学理论角度出发,缜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

包瑞嘉的学术生涯伴随并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研究兴趣亦十分广泛,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台湾的特性、及中国的信息革命等。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始终围绕着毛时期与后毛时期中国政治体制与运作的变革。

包瑞嘉以治学严谨著称,力求凡论断必有出处与根据。即使在关于中国的信息极度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也不凭个人直觉下判断。他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注释大师”,仅《埋葬毛》一书就有脚注四百多条,详细阐述和记录了任何一个细节或判断的依凭。对第一手材料的渴望与追求让包瑞嘉在这个并不大的学术圈里时常显得特立独行,充满冒险精神。

1967年,还是博士生的包瑞嘉在台北学习中文,课余时间接触到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单位获得的一系列中共党内机密文件。通过“借阅”这些文件并加以研读分析,包瑞嘉断言中共党内高层1962至1965年在“四清”运动的路线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毛泽东主张将这次运动发展成阶级斗争,而刘少奇与邓小平则希望运动的焦点集中在查办官员贪腐上。包认为这次分歧为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在此基础上,包瑞嘉1975年出版了《革命的前奏: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当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在有关中国的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包瑞嘉积极大胆寻找原始文件,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探讨了包括政治动员手段、官僚制度运作、政治及行政决策等一系列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议题。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

包瑞嘉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94年出版的《埋葬毛: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这本书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研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层政治生态与现象的权威著作。在该书中,包瑞嘉详细记录和分析了1976至1993年中国改革的进程,就这一时期的施政特点提出了“收放”周期的观点。所谓“收放”周期,是指中央的政策导向在自由与保守之间的不断反复,在改革的多个方面皆有体现,如宏观经济的掌控、言论自由的边界等。不同于其他学者,包瑞嘉认为“收放”周期不是西方传统中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中国特有的权利集中与下放的上下之别。“收放”周期的产生和持续,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单纯的党内派系角力的结果,而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体现,包括与改革不相协调的政策所引起的湍流、外源性因素(如波兰的团结工联运动)、领导危机、世代交替等。

包瑞嘉同时强调邓小平个人在改革决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邓的改革彻底埋没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却没能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结构来确保他的改革路线在他离开后仍会被不遗余力地推行。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的内容与结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包瑞嘉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长期应邀为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提供咨询,从不避讳提出与他人不同的见解。他一生来华四十多次,早在中美建交之前的1975年,就曾作为美国田径队的陪同学者第一次到访中国,并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

包瑞嘉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贡献不仅局限与他的个人学术成果,也来自与他对中国观察圈的积极建设。他创建的在线讨论群ChinaPol已成为中国观察最迅捷、最前沿、最权威的信息来源。ChinaPol是一个只对成员开放的讨论群,目前成员有1300多人,来自学术界、媒体、政策界等,皆是受邀或获得批准后才加入的。包瑞嘉在群里被其他成员亲切地称为“包主席”,而进入ChinaPol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观察家们的目标与梦想。

包瑞嘉的一生为中国问题研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无论是他早期的史料研究,还是后期的观察分析,都将成为中国研究的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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