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激增的关键因素:人际关系网

□“政见”观察员 张跃然

2000年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维权运动与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激增态势。在正式劳工组织作用严重受限、甚至常常缺位的当下中国,农民工维权运动的发生机制究竟是怎样的?乔治华盛顿大学Jeffrey Becker教授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所掌握的人际关系网在近些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因素是解读维权运动激增趋势的关键。该研究发表在2012年11月份的《比较政治研究》上。

近些年来,大多数研究者将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激增归因于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与权利意识的提升。有些研究者同时指出,近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分流了劳动力资源,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影响开始显现,使劳动力市场有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的趋势。这一转变提升了农民工在劳资纠纷中的话语权,也催生了更多的农民工维权行为。

但Becker认为,权利意识的提升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并不能有效解释农民工维权运动的发生机制。权利意识并非新一代农民工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较低的薪酬水平也并不必然导致维权运动的发生。通过对佛山本田汽车工厂与富士康工厂的对比,作者发现,两工厂工人的年龄构成大致相同,富士康工厂的平均工资明显低于本田工厂,但其维权运动的活跃程度却也明显低于后者。造成这种“怪象”的原因在于,本田工厂的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其他工人进行社会交往与互动,工人之间的人际纽带更为牢固,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网络。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者提出:工人间的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网的形成,是维权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关键因素。

研究者对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南京、常州等六地的282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并采用定量的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人所拥有的不同类型人际关系对维权运动的支持作用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农民工在工作地的社交网络主要由与其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和同乡工人组成。这一类型的人际关系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平日相处时间长,情感纽带较强,交往通常开始于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前。研究者将其称之为“乡村纽带”(rural ties)。这一类纽带通常能为维权运动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如资金),并为维权者提供强大的情感支持。

然而,相比于物质资源和情感支持,稳定灵敏的信息来源才是社会运动能否开展的最关键条件。社会运动组织者依靠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来了解和判断该运动即将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开展运动的可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运动的具体策略。具体到维权运动,维权者必须对维权的可行渠道和各渠道的成本和收益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才能确定维权策略、发起维权运动。

在乡村纽带之中,每个个体的背景、视野、知识面严重趋同,有限的信息在由熟人组成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可以想见,这一类型的纽带很难为农民工提供关于“政府政策、舆论环境、劳资关系如何变化”或“类似维权案例的最新进展”等实用信息,因此不太可能成为维权运动所必需的稳定灵敏的信息来源。

因此,对于准备进行维权的农民工来说,他们需要依靠不同于乡村纽带的“城市纽带”(urban ties)。这种纽带的含义是,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后,与之前并不相识的人产生的一般性人际交往。城市纽带固然缺乏乡村纽带所具备的情感强度和紧密联系,但可以将许许多多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农民工联系在一起,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乡村纽带往往具有“熟人圈子”般的封闭性,但城市纽却具有开放程度高的特点,在一个城市纽带网之中,个体较容易和陌生人打上交道并获得新信息。

城市纽带的存在,使维权准备者获得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它所提供的关于不同维权渠道及其可行性的信息,不仅使维权行动的发起成为可能,还有效降低了维权者因为无知、无助而进行“自杀维权”、“暴力维权”的概率。定量分析表明,当农民工拥有广泛的城市纽带时,他们发起维权运动的概率明显增大,同时维权运动依赖于暴力路径的概率显著降低。

研究者据此判断,2000年以后农民工维权运动的显著增加,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口流动加速,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熟人社会”不断瓦解,导致农民工所拥有的“城市纽带”不断增加,为维权运动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这种非正式的、无明确边界的人际关系网,构成了当今农民工维权运动的主要社会背景。

【参考文献】
Becker, Jeffrey. “The Knowledge to Act: Chinese Migrant Labor Protes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5, No. 11 (November 2012), pp. 1379-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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