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欧公共外交亟待改善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1月22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宿亮

中共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被视作政府的外交新举措。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公共外交领域投入巨资,这些外交活动效果如何?

欧洲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地区,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孔子学院等机构在近些年惹人眼球。不过,欧洲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形象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欧洲学者卢卡斯·库里梅(Lukas Kudlimay)撰文指出,中国亟需改善其公共外交方式方法,扭转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以此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将左右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决定,还将影响其国家政府对华政策。因此,中国推进对欧公共外交刻不容缓。另外,随着《里斯本条约》生效,一贯对中国持有强硬立场的欧洲议会权限不断增大,中国仅仅加强与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联系已经不足以掌控中欧关系。

从欧盟角度看,在2008年中欧关系因尼古拉·萨科齐会见达赖而倒退之后,欧盟提出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两大“支柱”外,强调中欧文化和人员交流的“第三支柱”,以此作为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政府在欧洲组织多样活动,包括讲座、辩论、文化和外交交流以及国际传播。但库里梅认为,这些活动没有明显改善中国在欧洲的负面形象。欧洲人说起中国,提起的还是军事力量扩张、产品质量不佳、腐败、网络审查等等。

究其原因,库里梅认定,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是以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例如就中国的文化和对外政策大做广告。但是广告更多体现了口号,并不能解释文化、政策的内在原因和深入起源。

以西藏为例,欧洲人并不质疑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但中国在表达观点时,往往体现的只有政治声明,而没有具体说明理由。在欧洲人面前,中国官员往往怕说错话而不愿详细分析。看上去,中国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方式,在政府层面向欧洲施压,但欧洲国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媒体的报道和公共舆论的形成。

库里梅分析,中欧理念不同或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国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区别于欧洲的个人主义。中国在欧洲大举兴建孔子学院,虽然能够促进汉语教学,但孔子的理念却包含了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观点与欧洲人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例如,欧洲的社会团体往往是质疑政府的决策,而不是像孔子所说的与政府紧密合作。

以新闻传播为例,中欧双方理念不同凸显。中国的新闻理念是播出正面新闻,让人们“享受”生活,而欧洲的新闻则是批评和分析式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更像是宣传。在面对西方媒体时,中国外交官每每采取辩护的姿态,而非开诚布公的交流。这些差异都造成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进而影响中欧关系。

库里梅说,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是卖不出去的,公共外交领域也是如此。

加强公共外交、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中国政府应对外界批评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回应,宣示态度的同时也应解释自己的理由,以及为什么西方的批评流于片面或是可信度不高。同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放手民间交流活动,而不是在所有层次的外交都主导介入,可能会增加欧洲人对中国的美誉度。

摆事实、促交流在各类外交活动中都是有效重要的方式。库里梅表示,事实上,中国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解决贫困的种种政策是能够在欧洲民众眼中得到“加分”的。这些“加分”取决于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答卷”的方式。

对于中国而言,形象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也是促进中欧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题中之义。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突破种种外交难题的新途径。毕竟,虽然中方多次给欧盟施压,要求解决武器禁运、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但欧洲政府均无力满足。面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并非是对中国政府强人所难的苛求,而是国家利益的“呼唤”。

【参考文献】Lukas Kulimay, China’a Public Diplomacy in Europ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sconceived?, EU-China Oberver, Issue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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