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上访潮的起与落

□“政见”观察员 王韬

自2003年下半年起,中国兴起了一轮进京上访的热潮,大量上访群众流入北京,聚集在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外。据媒体报道,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上访人数比之前同期增加58%,随后的2004年第一季度,这一数据甚至高达95%,上访人数连续两年高速增长的趋势直到2006年底才得以停止。

这一次显著的进京上访潮为何形成?除了既有的社会不公等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上访人数的突然增加?上访者采用了哪些方式表达诉求?中央及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北京大学的刘明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博文(Kevin J. O’Brien)三位学者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论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究。

文章认为,此轮上访潮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领导人的变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中央在上任初期传递出的亲民信号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支持,也增加了其诉求高层解决问题的期望。但是随后,迅速增加的“异常上访”促使中央政府对于进京上访的态度发生转变,并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最终使这一波高潮在2006年之后逐渐平息。

这篇论文主要采取了访谈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共有101位上访者受访,访谈内容涉及上访者的生活经历,上访过程以及其政治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大部分访谈在北京完成。

作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进京告御状”的传统。当含冤的个人无法得到本地官员回应时,他们往往诉求远在京城的明君为自己做主。共产党执政后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上访从一种纯粹的请愿程序逐渐演变成行使公民权利、进行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内涵更广的“中央”也代替了皇帝个人成为百姓诉诸公正的对象。

本文归纳了自1949-1989年间的四次上访高潮。在三位学者合作的另一项研究中,作者以四次信访高潮为观察对象制作了一组统计模型,分析显示:信访的强度与公众对上级部门的信任程度呈正向关系;而信任则与上级部门的主观意识起伏有关。

2003年至2006年间的上访潮,也源于中央领导集体的变更后执政思路的转变。文章认为,“胡温”上台后,为了赢得弱势群体的信任和支持,表现出显著的亲民风格,对SARS疫情和“孙志刚事件”的处理也向公众传递出积极信号,底层民众对新的领导人寄予厚望,从而激发出进京上访的热潮。

然而,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中央政府对于上访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于诉求得不到妥善处理,很多上访者开始采取激进的手段以引起社会关注。但是,这些行为被执政者认定为危害社会安定的“异常上访”,因此,政府部门也开始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进京上访潮。中央对地方政府不断施压,通过信访排名等机制将控制上访的压力转移至地方。

作者发现,地方官员在一开始对中央的要求态度消极,直到屈服于上层的政治压力,才开始不遗余力地控制访民进京,甚至采取非法手段以达到目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下,进京上访潮在2006年得到平息,但同时导致了负面后果——使用暴力侵害上访者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关部门的腐败问题也显著加剧。

文章在结论中指出,进京上访潮的现象体现出新任执政者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通过允许进京上访,中央政府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诉求渠道;但另一方面,这种亲民的态度则会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领导者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正如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一样,临时性的开明政治是有限度的。因此,建立制度化的诉求表达机制十分迫切。

文章的另一个结论是:中国百姓自古以来对于新皇帝怀抱积极期待的文化基因,仍然对今天的官民互动产生影响。无论高层是否出于有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百姓总会“创造性地误读”(语出柯丹青[Daniel Kelliher])来自高层的信号。而为了巩固权力,新的领导人也会暂时性地容忍这一种误读。但这不会长久,因为很多上访者的诉求超出了新领导者的能力范围。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上访是集中反映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信访制度作为洞察整体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视角。本文以最近一次进京上访潮作为研究对象,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实证分析,对于理解官民信息互动与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眼下,中国即将产生下一届领导集体,这也是又一个值得密切观察的时间点。

【参考文献】
Lianjiang Li, Mingxing Liu and Kevin J. O’Brien (2012). Petitioning Beijing: The High Tide of 2003–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pp 313334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

发表评论 | 阅读0条评论

欢迎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