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驭龙”之梦

□“政见”观察员 宿亮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25亿,与全球总人口的一半相去不远。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级”事件。不过,中印这两个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剪不清、理还乱”,历史的恩怨与现实的博弈一直纠结着喜马拉雅山南北的两个大国。

美国东密歇根大学印度学者尼特娅·辛格(Nitya Singh)近日在期刊《印度评论》上撰文分析印度对华外交政策,试图为印度政府寻找“驭龙之术”。

谈论印度对华政策,首先要分析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过程。辛格认为,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过于官僚和混乱,导致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没有“大战略”眼光。

与其他国家类似,印度外交政策也受到议会、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交政策制定并非充分征求意见后的集体决策,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大多数总理外交顾问倾向于追求自身目标而不是着眼全面的外交议程。顾问们甚至随意增减自己所负责的国家或地区。

另外,由于最近15年印度政治走向联盟政府时代,一些地方小党开始有机会影响外交事务。它们只是从地区性的世界观出发,却要影响政府的全球决策。

辛格认为,在这种外交体系下制定的对华政策可谓“无力”,急需改革。

印度对华外交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前,期间印度主张不结盟和经济自主政策。这种主张一定程度上契合中国的外交理念,直到1959年之前中印关系都处于“黄金时期”。但1959年之后,印度卷入中国内部事务,导致中国认定印度归属“西方阵营”并最终发展到双方交战。

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前夕,期间印度主张以更现实主义的方法对待中国。中印边境战争后,无论印度政府还是民众都对中国缺乏信任。印度开始改善对苏关系。直到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台并于1988年访问中国,双方关系才有所改进。拉吉夫·甘地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这一姿态减少了中国对印度的敌意。

第三阶段是1991年至今的这段时间。中印互访增加,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印度核武器试验成功导致双方的敌意和紧张关系加深。2004年团结进步联盟上台后谋求在政治和经济上接近中国。这一政府推动多领域合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对华印象:尽管两国今后关系有不确定性,但已不再是紧迫的安全威胁。

辛格认为,中印关系的核心是双边的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是“麦克马洪线”。1976年中印关系改善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双方举行了8轮谈判,中方接受印度提议,分段逐一讨论边界划分,双方紧张态势得以缓解,但没有实质性进展。随后,双方于1993年双方签订和平与稳定备忘录;1996年江泽民访印期间双方又达成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0米的协议。

21世纪头十年,中印双方特使于2003年启动新边界谈判,于2005年签订《解决边境问题政治指导原则》;2006年就机制化军事交流达成一致;2009年开启新一轮谈判。眼下,谈判仍在继续。

辛格指出,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时是否采用强硬态度,取决于国内政治稳定是否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涉及西藏问题时更是如此。2003年中印关系“回暖”,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重申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中国同时做出表态,支持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声明。

不过,在辛格看来,中国方面虽然在对印政策中具备了较多灵活性,但整体对印度政策趋于强硬。在经济上,中国或许希望与印度“双赢”;但在军事上,中国极力限制印度。中国在地区问题上仍是力保印巴之间实力均衡,避免印度在南亚建立霸权。

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最终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希望以此限制印度的发展,让其陷于安全问题无法关注于经济建设。

辛格批评印度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印度官方情报机构和智库不认为中国在2050年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所以没有把应对中国作为首要任务,这种方式不利于印度长期战略目标的达成。辛格“支招”:印度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支持中国在西藏问题立场的同时,趁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等国发生矛盾孤立中国,为边界谈判赢得更多筹码。

辛格的文章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要求对话强硬,这反映了印度学者对中国的敌对以及印度长久以来“驭龙”的图谋。眼下中印政府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但民间敌对情绪有恶化趋势。面对这种态度,中国有必要重视这个发展中的邻国,发挥自身软实力,谋取“驯象”之道,避免再次陷入双边紧张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Nitya Singh, How to Tame Your Dragon: An Evaluat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India Review, vol. 11, no. 3, 2012, pp. 13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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