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ald Curtis:我对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保持谨慎乐观

【“政见”系列访谈之四】

Gerald Curtis:我对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保持谨慎乐观

 

□“政见”观察员 刘含章

精彩观点预览:

◆今年这次冲突的爆发,比以往都更严重也更危险。两国政府对冲突的进一步激化都表示忧虑,都不愿因此而发生军事碰撞。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与中国对话,以解决目前的僵局。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听从邓小平当年的智慧,搁置争议,让后人在合适的时机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选择是通过国际法庭解决钓鱼岛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中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对日本至关重要,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将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日本最终将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如果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继续,日本经济的确会受到影响,但中国经济也会有同样的遭遇,甚至更严重。

◆现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日本自民党新当选的总裁安倍晋三,他非常有可能再次出任首相。我记得在他上一次作为自民党总裁竞选时,我曾和他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就中日关系进行辩论。他的立场非常强硬,宣称日本是所有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臣服于中国的国家,在将来也绝不会。但当选之后,他出国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日本国内交叉纵横的政治经济因素将迫使安倍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日本政府也不会继续升级冲突。

◆我对这次争端的解决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相信理性最终会占上风。如果北京、东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能理性对待,争端将很快被搁置,就像邓小平忠告的那样。

◆中国与日本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都有紧密的联系。许多中国早期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曾在日本留学和居住。他们结交日本朋友,与日本各界建立了广泛的个人关系,正是这些个人关系促成了1972年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但这种政府高层与对方民间的个人联系在新一代领导人身上逐渐消失了

◆如果美国离开,日本还会延续目前不发展军事力量的政策吗?当然不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太平洋是一片非常辽阔的水域,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国,并供他们与亚洲其它国家共存与合作。

◆网民,尤其是持有政治观点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利害偏好,并容易持有极端观点。但民主机制试图吸引的却是和公共事务没有强烈利害关系的公民,由他们选出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和团体。

 

Gerald Curtis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Weatherhead东亚研究中心丰田研究所主任,日本东京财团 (Tokyo Foundation) 高级研究员。

他是美国在日本当代政治与外交及美国与东亚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著名权威,著作包括《The Japanese Way of Politics》《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Japan’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日本政治现状主题演讲不仅是学术界与政策界的焦点,更吸引了大批美国和亚洲各国媒体的关注。

除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之外,Curtis教授也与日本政界高层往来密切,并常年活跃在日本媒体与报刊,发表专栏作品。Curtis教授曾数次访问中国,在1981年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家高层领导人会晤。

Curtis教授同时在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法国巴黎法兰西公学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及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院校任职,同时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日美欧三边关系委员会成员、美日国际交流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并在许多美国和日本的公共与私人机构担任顾问。

2012年10月5日,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之时,Curtis教授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详细阐述了他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中、日、美等国关系走向的预测。

 

一、解决钓鱼岛争端,中国有两种选择

【政见CNPolitics您曾在与王缉思教授合编的《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一书以及其他场合中多次提到,中日两国就领土问题的争端有一套化解机制 ,以保证两国间的冲突不会升级。今年此次钓鱼岛事件的不断激化,以及两国近来对此事作出的回应,是否破坏了这套机制所保护的平衡点?

【Gerald Curtis】中日两国间就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不时发生,之前一次是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摩擦。但今年这次冲突的爆发,比以往都更严重也更危险。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使中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日本社会虽然没有出现抵制中国产品或焚烧工厂之类的事件,但反应也比往常要强烈。两国政府对冲突的进一步激化都表示忧虑,都不愿因此而发生军事碰撞。但最关键的是,双方目前都没有做好退让或妥协的准备。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与中国对话,以解决目前的僵局。

中日两国政府长期以来就钓鱼岛问题达成了一种默契 (tacit agreement),这也正是所谓两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平衡点。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中国避免诉诸武力。

二、 作为回应,日本不会在岛上进行任何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其无人居住的现状。目前为止,钓鱼岛上的唯一建设是一个无人灯塔。

三、 中国渔船可以长期在岛屿周围进行捕捞作业,但不能离岸太近,否则将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驱逐。

尽管摩擦时有发生,但双方之间的默契始终保持不变。基本原则是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升级。

考虑到这次访谈的主要读者群在中国,我想澄清一个在中国读者中很常见的误解,这一误解或许是导致近来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和中日矛盾激化的间接因素之一。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媒体报道,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这一概念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导致许多民众产生了误解。

要准确解释“国有化”和它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应该清楚了解这次事件的始末。钓鱼岛列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由五个岛屿及诸岛礁组成,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五个岛屿中除赤尾屿属“日本国有土地”之外,其余四岛均为栗原家族“私人所有”。其中,栗原国起“拥有”南小岛、北小岛和主岛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岛),其妹栗原和子“拥有” 黄尾屿。日本中央政府长期“租用”栗原国起的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三个岛屿,但禁止在岛上进行建设或在岛屿周围进行开发。

今年四月,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向栗原家族提出计划,准备购买栗原国起“拥有”的三个岛屿,并宣称购买之后将在钓鱼岛上建造供往来日本渔民使用的紧急庇护所。这样危险的举动无疑会破坏中日所默认和接受的现状,也势必会迫使中方采取相应措施。为了避免日本右翼势力介入钓鱼岛争端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决定由日本中央政府出面“购买”这三个岛屿。考虑到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长期“租用”此三岛,野田首相认为这样的政府行为可以使日本政府对这三岛的权力和管理保持不变,并让中日双方重新回到之前的平衡点。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日本政府原以为中国政府会明白他们“购买”钓鱼岛的用意,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会(在形式上)提出抗议,但接受这个方案,使双边的平衡状态得以延续。

然而,用“国有化”一词描述日本政府的购买计划使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网民)认为日本企图将中国的领土占为日本国有。这是很严重的误解。日本政府所说的“国有化”是指对其公民私有财产的“购买”,对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关系并不产生影响。

我认为,中国读者应该认识到,野田首相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国有化”阻止右翼实力的介入、进而使两国回到之前的平衡状态。日本政府的“国有化”计划,虽然表面上改变了现状,但这样做的实际意义正是为了保持现状。

【政见CNPolitics】那么两国现在该如何走出困境?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Gerald Curtis】我个人认为中国有两种选择。

一是听从邓小平当年的智慧,搁置争议,让后人在合适的时机解决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对于双方都不愿妥协、无法和平解决的领土争端,最好的方法就是搁置争议。中国应该明白,日本政府并不想改变现状、破坏双方之间的默契。因此,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继续搁置争议。这也是日本政府的意愿。

在当下,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希望当局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吁,搁置争议对于中国政府或许是个困难的选择。但如果中国政府的下一步措施只是单纯为了回应民间的诉求,而非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将带来巨大的危险。

中国的第二个选择是通过国际法庭解决钓鱼岛问题。在今年九月的联大发言中,野田首相强调日本希望通过诉诸国际法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他同时提到日本已就与韩国的独岛(竹岛)争端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申请,但韩国拒绝接受国际法庭在这一问题上的介入。

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就钓鱼岛问题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请,它将在两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接受国际仲裁将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在处理国际和外交事务上,中国的态度一直很模糊。尤其是中国对于主权问题“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理解(即主权乃国家内政事务,拒绝国际干预),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显得有些过时 (old-fashioned)。所以,如果中国愿意在钓鱼岛问题上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这将是一种很好的国际公关行为,能够提升中国的形象。

第二,这也会促使日本政府接受调解。既然日本政府已就独岛(竹岛)问题向国际法庭递交申请,我认为他们也会愿意接受国际法庭对钓鱼岛问题的仲裁。日本目前对钓鱼岛享有实际控制权,因此他们不会主动寻求国际法庭的介入。其实,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处境,正是韩国在独岛争端中的处境。在独岛问题上,韩国实际控制岛屿,日本则声称对岛屿拥有主权,并承认日韩双方在该问题上的争议。因此,如果中国能主动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请,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争端的局面。

当然,中国政府很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可以也应该考虑这种办法。这将对中国非常有益。

 

二、日本国会选举与钓鱼岛争端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中国国内目前的民主主义情绪给中国政府在妥善处理钓鱼岛争端上带来了一些困难。同时我们也知道,日本将在今年年底进行国会选举,产生下一任内阁。在您看来,两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对解决钓鱼岛争端是否有影响?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会对今后双边关系的走向将产生怎样的作用?

【Gerald Curtis】民族主义情绪毫无疑问是一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即使没有来自民众的压力,中国政府仍然会做出类似反应,就像在对待中国南海诸岛问题上一样。我的个人感觉是,近来中国国内的一些反日示威或许得到了默许,但游行在八十多个城市相继爆发,并不是政府支持的结果——这只说明民族情绪失控,而政府没能及时做出回应。这非常危险,因为反日示威随时可能发生转变。尤其是我们在某些游行中看到示威者高举毛泽东画像,它传达出的信息是:中国的领导人曾经一度很强硬,敢于抗衡外国势力,而现在则软弱无力。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样的局面无疑是危险的。

另外,现在中国社会中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对日本至关重要,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将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日本最终将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如果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继续,日本经济的确会受到影响,但中国经济也会有同样的遭遇,甚至更严重。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会导致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大大提高,它们很可能会开始认真考虑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或缅甸)进行投资。政治风险所带来的商业考量变化并不局限于日本企业中,其他国家的潜在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也会受到影响。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国际经济活动不是一条单行道,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际市场。

日本今年年底将要进行国会选举。我希望中国读者明白,政客在竞选阶段所宣扬和鼓吹的很多东西在当选后都不会实施。在接下来的角逐中,各在野党的竞争对手,都将从右翼攻击野田首相及他领导的日本民主党,他们会把自己标榜成更强硬、更鹰派的人物,在中国问题上也更严苛。他们希望借此来批评野田首相,责备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软弱。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野田首先只是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

现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日本自民党新当选的总裁安倍晋三,他非常有可能再次出任首相。他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强硬派人物。他最近曾表示,将考虑允许石原慎太郎在钓鱼岛上建造基础设施。不过需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关键词“考虑”,安倍并没有保证在竞选阶段的“考虑”会在当选之后成为政策事实。我的猜测是,他不会允许石原慎太郎的计划实施。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我记得在他上一次作为自民党总裁竞选时,我曾和他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就中日关系进行辩论。他的立场非常强硬,宣称日本是所有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臣服于中国的国家,在将来也绝不会。但当选之后,他出国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北京,希望消除竞选期间造成的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向中国表示友好。如果他今年再次当选,我相信类似的情节会再次上演。

当然,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前,我们不能武断认为某一方会胜出。很多情况都有可能在这一两个月发生。假设钓鱼岛争端在选前持续升级,右翼政党将从中获益。因此如果中国持续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强硬,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自民党最有可能获得选举,安倍晋三将再次出任首相。不过因为自民党很难获得过超过半数的席位,它将不得不与其他党派组建联合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会非常不稳固,在许多问题上都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外交方面。

另外,虽然安倍晋三在外交问题上属于强硬派,但他同时非常重视日本企业界的意见与想法。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首的日本企业界迫切希望中日两国可以尽快化解争端,恢复正常商业贸易往来。因此,日本国内交叉纵横的政治经济因素将迫使安倍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日本政府也不会继续升级冲突。

钓鱼岛争端接下来的发展,更多取决于中国政府的举措。我认为中国不需对日本的政治形势过度担心。现在有一些人,包括中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及东南亚人,对日本未来的走向有一种猜测,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将进入政府并将日本重新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完全没有现实依据,尽管在日本的确有一部分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我的看法是,当今日本政坛的现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包括不稳定的内阁、来来往往的首相、和趋向强硬保守的政治立场。但日本社会不会支持政府在任何政策立场上做出重大变化,尤其是当中存在风险的政策。因此,大选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多次用“危险”这个词形容这次钓鱼岛争端。您所说的危险是否也包括下一任日本政府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将其强硬言论转化为强硬行动和措施?

【Gerald Curtis】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很多冲突都源自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理解。如果中日两国持续将对方的行动解读为加剧争端和否认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那么情况就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过目前我认为这样的状况不会发生。我对这次争端的解决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相信理性最终会占上风。如果北京、东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能理性对待,争端将很快被搁置,就像邓小平忠告的那样。

不过人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政府也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尤其是对待领土争端这种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何况还涉及了日本二战时期在亚洲的侵略行径。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了,日本侵华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个非常情绪化的议题。对于日本,也同样如此。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日本由于战败而不能发展国内军事实力。近几十年,日本在帮助中国发展上投入了大量财力,为中国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对中国改革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却很少对此给予公开认可或表示感谢。

实际上,中国与日本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都有紧密的联系。许多中国早期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曾在日本留学和居住。他们结交日本朋友,与日本各界建立了广泛的个人关系,正是这些个人关系促成了1972年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但这种政府高层与对方民间的个人联系在新一代领导人身上逐渐消失了,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这非常遗憾。尤其在解决钓鱼岛这类问题上,如果两国有可以直接对话并且相互信任的领导人,那局面将是非常不一样的。

 

三、如果美国想要遏制中国,那么它只能失败

【政见CNPolitics】美国在这次双边争端中持怎样的态度?美国是否会介入争端并采取具体措施?

【Gerald Curtis】对于美国来说,目前最大的担忧是如何引导中日双方化解争端,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对此美国做出了一系列斡旋性质的活动。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上月对日本的访问中,并没有特别谈到钓鱼岛问题。但在接下来对中国的访问里,他向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明确表示,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有义务将钓鱼岛作为日本领土对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我认为帕内塔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威慑或警告中国,而是向日本做出承诺,以保证日本对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方面的信心。因此,帕内塔在北京而不是东京做出上述表示,这对于日本领导人来说更有说服力。

与此同时,帕内塔的东京之行也明确告诫日本领导人不要就钓鱼岛问题做出导致冲突加剧的举动,如建造基础设施等。美国必须敦促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争端中有所退让。至于具体解决方案,这是中日双方需要寻找的答案。我的猜测是他们总会找到一条出路,因为两国都清楚的认识到,升级冲突对双方都没有益处。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谈到美国必须对日本做出承诺,确保日本对美国的信心。美国是否担心其对日本和其他亚太盟国的支持会被中国理解为挑衅?中国将会对美国的立场或举动做出怎样的回应?

【Gerald Curtis】在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普遍看法,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是一种遏制思维 。尤其是奥巴马政府2012年提出的 “Pivot to East Asia”政策,被理解为遏制中国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关于“Pivot”被解读为“重返亚洲”。说“重返”难以成立,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离开亚洲。而所谓“重返”战略里的实际内容,与之前相比变化也不大。的确,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政策有所调整,但这主要是科技革新的原因。美国现在更加注重机动部队的力量。相较之前在冲绳的集中驻军,美军现在在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军事基地轮番执行任务。我不认为这是遏制中国,但这的确是一种平衡战略。

第二,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离开亚洲,中国势必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至少亚洲其他国家会这么担心。试想,如果美国离开,日本还会延续目前不发展军事力量的政策吗?当然不会。所以说,从中国的利益角度出发,《日美安保条约》的有力执行是有利的。一旦《条约》力量有所减弱,或日本对《条约》失去信心,日本将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造成邻国(中国和韩国)恐慌,从而引发区域的军备竞赛。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太平洋是一片非常辽阔的水域,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国,并供他们与亚洲其它国家共存与合作。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是平衡性的,并希望向中国传递以下讯息:亚太事务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地区投入各种资源。亚太地区正在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地区,尤其是该地区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的重心作用。

这里我们应该澄清“遏制”和“平衡”这两个概念。遏制战略意味着将某个国家封锁起来,防止其影响的扩散。如果美国想要遏制中国,拒绝让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这样的战略只能失败。因为中国势必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意义并不在于阻止或否认中国力量的增长,而是试图寻求一条途径,使中国在区域影响力增长的同时,与邻国以及美国发展合作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

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需要在地区事务中更多地寻求中国的参与,发展各种互相作用的网状关系来鼓励中国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而非抗衡。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促使它在国际社会寻求更多的认可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代表世界现状的强国则努力保持它的现有实力。要做到平衡并不容易。对我们这些观察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时期。而对真正面临这些问题的政治家和领导人,这就不仅是有趣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四、寻找一种能接受和消化公众意见的方式

【政见CNPolitics】作为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专家,您对中国的政治现状持怎样的态度?是否也和钓鱼岛问题一样,保持“审慎乐观”?

【Gerald Curtis】就短期来说,我非常乐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十八大将会如期举行,推出下一届领导人班子。中共试图在一个无法转移权力的体制内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实验。我预测这一切应该基本能够顺利进行。

而就中长期来说,则有许多让人忧虑的因素。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中国的现有体制都必须开放,给普通人提供更系统化的渠道来表达观点、提出诉求、影响决策。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如果普通人只能通过疯狂的游行示威和焚烧外国工厂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这种表达方式在影响政策方面的效率很低。

民主的一大优点是成为解压阀,给人们提供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即使投票结果不一定带来改变,社会压力和紧张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利益集团来影响政策。

在中国现阶段,互联网成了普通民众表达和交流观点的最主要途径。网民,尤其是持有政治观点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利害偏好,并容易持有极端观点。但民主机制试图吸引的却是和公共事务没有强烈利害关系的公民,由他们选出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和团体。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找到一种能接受和消化公众意见的方式。中国在人口和面积上都是一个大国,这很可能给它的转变带来困难。如何在保持秩序、稳定和凝聚力的前提下让体制更加开放,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

【政见CNPolitics】在结束采访之前,您是否能为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及他的著作?

【Gerald Curtis】澳洲的安全问题专家Hugh White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者。他曾任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教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名为《The China Choice》,主要讨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的各种选择。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中国问题专家,值得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我非常推荐他的新书。

【本文刊发前经Curtis教授本人审订。个人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文章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10/gerald-curtis/),媒体及商业网站转载、摘编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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