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战略

(本文发表于2012年5月30日出版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陶郁

最近,中菲两国围绕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而爆发的一系列冲突,再次将世界的目光引向了波涛汹涌的南海。面对这片充满争端但又深具战略价值与经济潜力的水域,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采取了怎样的战略?而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南海局势又将呈现出何种发展变化的趋势?不久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傅泰林(M.Taylor Fravel)在《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傅泰林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核心要求,是确保对于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各岛屿拥有主权,并且确保享有与这些岛屿相关的海洋权利。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可以追溯到周恩来于1951年8月在美国及其盟友与日本就所谓的《旧金山和约》进行谈判时所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主权;在1958的金门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此后,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与条例,中国对上述立场进行了细化。

傅泰林观察到,目前南海地区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争端,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各方对岛屿定义的理解不同,而是否将一片土地或礁石界定为岛屿,则直接关系到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边界的划定。

第二,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提法,持有不同意见。

第三,中国坚持采用“九段线”作为领海的外缘,但有关各方在“九段线”的效力与具体位置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随着南海地区的战略价值与经济潜力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也随着某些东南亚国家对于争议水域的自然资源开始进行实质性开采,上述分歧与争端对于南海局势的不利影响,在最近数年内呈现出迅速激化的态势。

面对复杂的南海局势,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采取了较为克制与退让的策略。这种策略曾使当时的南越政府在侵犯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时表现得有恃无恐,但也通过避免矛盾迅速激化,为解放军增强海上战斗力赢得了时间。1974年,通过一场与南越海军的较量,中国收复了西沙群岛,重新宣示了对这些岛屿的主权;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维护南沙群岛的主权,仍然往往是一件鞭长莫及的使命。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得到了扭转。1988年,中国在永暑礁建立了海洋观测站,并在随后的冲突中重创了来犯的越南海军;从此,中国在南沙群岛获得了宝贵的立足之地。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再次提出了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倡议,但与建国初期以收缩防御为主的单纯退让策略不同,如今的中国正在从多个方面努力确保自身的主权和利益。在外交上,中国表示愿意与有关各方举行谈判,但也对其它国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抗议;而中国外交领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商业开发,特别是阻止这些国家将跨国企业引入争议水域。在对于渔业与油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面对有关国家在南海地区不断增多的商业活动,中国也积极鼓励本国力量参与上述进程,并且动员了渔政和海监等行政力量确保本国渔民与企业的安全。在军事上,诉诸武力虽然不是中国解决南沙问题的首选方案,但加强军事准备也是中国处理南沙问题的重要对策;具体而言,解放军不仅对南海舰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也非常重视在南海地区的巡逻与训练工作。

在与有关各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了掌握一些控制冲突烈度的方法。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就落实双方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案文达成了共识。虽然此举的象征性意义被认为远大于实质性内涵,但无疑说明中国和东盟都认识到了防止南海争端扩大化的必要性。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重申了由邓小平定下的南海问题基本方针,即:“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过,在“重返亚洲”基调的指引下,今年以来美国表现出了对于南海问题的额外兴趣;而这是否会对该地区的局势带来新的变数,则需要进一步观察。

那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傅泰林认为,中国保卫其对南海诸岛主权和附属海洋权利的决心非常坚定,特别是随着南海的战略价值与经济潜力进一步明朗化,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进行让步和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随着与有关各方互动的进一步增多,中国处理相关问题的手段可能会更加灵活。而中国实力增长对于南海地区局势的影响,可能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将具备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更加自信,因而也能更为有效地利用多种非军事手段解决南海争端。而目前围绕黄岩岛的争端和冲突,会在多大程度对中国的战略南海战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M. Taylor Fravel. 2011.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3 (3), pp. 29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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