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信任政府?

□“政见”观察员 刘冉

“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是指对特定社会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一般化信任,非因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定;一个社会中普遍信任的水平高低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学者通常认为,具有成熟公民社会的民主国家中,普遍信任水平会较高,威权国家则难以产生高度的普遍信任。

然而,中国始终处于一个让研究者尴尬的地位,因为诸多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有着相当高的普遍信任水平。

对于普遍信任的来源,学界通常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制度来源,认为可靠的国家机构能加强信任感,促进合作,提高人们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承担风险的意愿。其二为社会文化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H. Christoph Steinhardt在学术期刊Political Studies发表论文《高度信任在中国何以成为可能?三个华人社会普遍信任起源之比较》,试图解释中国社会中较高的普遍信任水平。他指出,不仅中国人的普遍信任水平呈现例外,中国人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调查中往往获得令人惊异的正面评价。他由此假设,中国人的普遍信任来源于制度信任。

不过,Steinhardt也指出,中国人在威权制度下可能形成谨慎的答题倾向,而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也可能导致调查结果显示偏高。因此,通过分析调查问卷中的特定问题,他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1. 对国家制度的信任与普遍信任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无论国家政治体制是否民主;
2. 若制度的客观可信度起决定性作用,则中国大陆普遍信任水平应低于香港和台湾;若制度的主观可信度起决定性作用,则台湾的普遍信任水平应低于中国大陆。
3. 若受调查者出于对政治制度的疑虑和恐惧而给出不符合真实感受的答案,则中国大陆应比香港和台湾出现更多的遗失数据。
4.若华人社会的文化背景对调查数据有影响,则:在文化传统最强的中国大陆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普遍信任水平呈现的正相关会受到减弱,而年龄与普遍信任呈现的正相关会加强。

Steinhardt使用台湾大学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库进行分析。该调查对于普遍信任的测量使用两个常规问题:“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与大部分人 交往时要十分小心。”要求受访者根据同意度标出答案。通过数据分析,Steinhardt验证了假设1:在三个华人社会中,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均呈现正相关,在中国大陆则尤其强烈。假设2的后半部分也得以验证:中国大陆的普遍信任水平高于香港和台湾。

数据库中,中国大陆受访者对于政治相关问题的遗失数据比例并不比香港和台湾高,因而假设3不成立。而对假设4的验证表明,社会文化对于调查数据确实存在影响;中 国农村地区呈现最高的信任度水平。同时,通过分析受访者的家庭观念、个人自主观念和教育水平,Steinhardt指出,中国人的普遍信任与西方学者在公民社会语境中所使用的普遍信任概念并无本质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来源于2001—2002年,而此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汶川地震、奥运、动车事故等重大事件,加之互联网的飞速普及与发展,极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因此,数据的滞后性可能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教授近日在2012年亚太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两岸三地公众对三个部门信任度》的演讲,这项进行于2011年1-3月的调查同样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相较于台湾与香港公众而言也是最高的。

Steinhardt指出,随着具有批判意识的公民比例增加,公民整体对于政府的信任水平会下降;由于中国政府对于教育、新闻和言论的控制,具有批判意识的公民比例仍然较低,对于政府的不满很少能够大规模扩散,这是中国大陆公民对于威权政府机构具有较高信任度的原因。

【参考文献】
SSteinhardt, H.C. 2012. “How Is High Trust in China Possible? Comparing the
Origin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Forthcoming in
Polit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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