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新疆稳定的几点建议

□“政见”观察员 汪吕杰

新疆的社会治安状况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东突”、“恐怖主义”等字眼令不少人产生担忧。过去二十余年中,新疆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到底如何?怎样的政策才有利于维持新疆的稳定?我们不妨读一读悉尼大学讲师贾斯丁·哈斯金斯(Justin V. Hastings)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文章。

作者认为,自1990年开始,新疆的社会治安状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缘于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与中亚诸国边界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具体而言,既包括地理疆域的变化,又包括双边基础设施和政治状况的转变。基于这些变化,他为新疆的治安状况粗略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于1990年的巴仁乡“东突”暴乱。在这一阶段,新疆地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央政府严厉处理暴力事件,但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和经济政策来弱化社会的不安。

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警方缴获83件小型武器,其中15件来自国外,另有超过两吨的炸药和248个小炸弹(其中200个为家庭制造)。这些数据表明,在这期间,这些暴力分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武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暴乱分子却能够发动相对标准化和有计划的事件,主要针对交通设施、政府官员和建筑。

第二阶段开始于1996年的严打行动。当年,中央政治局将非法宗教行为和民族分裂行为定义为威胁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随即开展严打。伴随着中亚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兰州军区22万军队被设置于边境地区。这次严打卓有成效:大规模的抓捕,迅速的审判,更为重要的是对可能暴乱的区域的分化,以及对武器的收缴。

某些被严厉打击的暴力组织往往栖身于境外,这样一方面避免中国政府的打击,另一方面可以比较便利地获得武器和人员。理论上,新疆地区漫长的边境应该为武器和人员的输入创造条件,但事实上,暴力分子并不能够充分利用漫长边境,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的开放口岸极少,只有六个是全年开放的,极大地限制了相关走私行为,官方报道的走私案件实质上只牵扯了极少数的武器。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接壤国家的糟糕状况:阿富汗仍处于混乱之中,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仍是相对较弱的国家;俄罗斯和蒙古与新疆边界要么很短,要么在经济上不重要,要么远离维族聚居区;阿富汗接壤地区多为地势险峻的山区,极难通过。

在这一阶段,栖身国外的暴力分子试图将武器运入新疆,虽然偶尔能够成功,但规模受到极大限制,避免了新疆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复杂暴力行为,但也同时导致某些小型暴力事件的频发。

第三阶段开始于2001年的911事件。该事件之后,中国将新疆分裂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将其反分裂斗争定义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行动主要集中于打击中国边境的走私行为。虽然境外局势并不稳定,但新疆地区的暴乱大为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经济利益的纷争,却被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演变为所谓的“圣战”,引发严重后果。实际上,这些“圣战”无论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计划谋略方面,都极为简单,可以被定性为自发行为。2009年在乌鲁木齐所爆发的事件虽然影响恶劣,但最初也是由某些流言所引发。

总结这些趋势,作者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新疆所面临的外在危险相对较小,较为严重的是内部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虽然新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但维族政府官员升迁机率却相对较小。同时,新疆的资源型经济也并未使人民平均受惠,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差距客观存在,维族群众的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都比较严重。此外,如果伊斯兰教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穆斯林的身份及他们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可能会导致汉维群众之间分歧加大,并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暴力事件。而由这些内部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恰恰是政府目前所难以处理的。

因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府应正视社会矛盾,弱化境外恐怖组织的宣传,避免将某些社会纷争标签化,避免其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鼓励宗教事务的健康发展,缓和维汉民族矛盾,增加相互间的理解。

【参考资料】

Justin V. Hastings, “Charting the Course of Uyghur Unrest”,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208: pp.89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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