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政见”观察员 王磬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否应该归功于一个“善于干预市场的威权政府”?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威权政府+市场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特征是“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这使得它具有不同于“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优势,也非常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一文中,姚洋提出,以“威权政府+市场经济”的所谓“北京模式”[1]来总结“中国模式”,极容易掉入冷战以来的“民主-独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两分法所设定的陷阱。把中国经济的成功说成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与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正是“华盛顿共识”[2]倡导的东西,如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开放的市场和保护产权。

姚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ness government):即不长期偏向某些社会群体的政府。“disinterestedness”的含义是“在观察事物时不带入个人感情”,这提示了中性政府的一个特性:在制定政策,往往不关注群体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因此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姚洋提出,可以用“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来概括中性政府的特征。

“无偏的利益”体现在,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例如,为了改革价格体制,从1985年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由于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寻租空间,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牟利。为了保障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1990年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这个过程中,价格的制定没有以单一任何一方的利益为出发地点。

“有偏的政策”体现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的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城乡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正式投资力度加大。从纯粹经济受益的角度来说,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姚洋最后还解释了中国拥有“中性政府”的原因。“中性政府”容易在平等的社会中建立,即社会中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和任何集团结盟,只要平等地对待所有集团就可以维持统治。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阶级,为建立“中性政府”创造了平等的条件。

不过,姚洋的此种理论抛出之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异议。抛去这些争议不谈,展望中国未来的“深水区”改革,在大量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性政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动,未来之路尚难预料。

 

【参考资料】姚洋:《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二十一世纪》2010年十月号,总第121期,97页-100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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